么呢？因为雍正怒斥了传教士，遏制了僧侣们的野心和诡计。
而伏尔泰，是反教会的。为此，可夸。
总之，这种前后矛盾的话，比比皆是。
前一秒还“中国根本不会使用大炮”、下一秒就是“有大炮的汉人打不过环境塑造出民族性格的满人”；前一秒还是“野蛮的鞑靼”、后一秒就是“只有古罗马人才比得上”。
中国这个工具人，极其完美。
比英国更远。
普通人很难触碰到，无法揭穿真相。
比英国富。
人都有慕强慕富的心理，人家那么富，一定什么都是对的。
比英国更不容易被法国人反感。
法国和英国是世仇，法国人即便渴望启蒙，却如同后世吹日一般，中国人总会对吹日有天然的反感。
比英国更神秘。
普通人不知道那边到底是什么样，所以可以自己抡圆了夹杂私货，把自己幻想的最美好的制度，加上这个理想国上。
最最关键的一点，中国这边也信“上帝”，而不是绿教、也非祆教等等烂七八糟的、欧洲人已知的宗教。
至于是真的不知道“此上帝”非“彼上帝”、还是知道装作不知道、亦或是真的不知道，那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当其他民族还在偶像崇拜的时候，中国人便真正认识了上帝……历代王朝在诏书上，都会说：冥冥上苍、万民之父、赏罚公正……】
比起用那些异端、异教的国家作为理想国，这个“认识了上帝”的中国，更适宜让老百姓认可。
于是种种条件下，中国成为了西方启蒙运动骨干们最喜欢的理想国。
不只是伏尔泰喜欢把中国当成工具人。
同时代的狄德罗、霍尔巴赫、魁奈等人，也都很喜欢用这个近乎完美的“工具人”。
真的、假的、理想化的、只言片语的、曲解的、穿凿附会的……串在了一起。
瑞典人为了要监察制度，说唐帝国就有人民监察制度。
伏尔泰为了要君主立宪，说明清就是君主立宪，皇帝没有能力干法律之外的事。
重农学派的杜邦，出版的《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直接将出版地写为“出版于北京紫禁城”。
魁奈敦促路易十五学习中华天子，在春天扶犁行“演耕”之大礼。
这倒可以理解，但转身就说“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是完美的自然法演绎，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表率”，借此希望法国政府放开任何的经济管制，自由放任——无为而治，才能像中国一样富庶。
后世看到“重农学派”这四个字，可能会像见到“诸子之农家”一样，望文生义，以为这是个种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