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意味着他们必须要推出一个说的过去的意识形态了。
面对着欧洲的发展、交流的增加、宗教的入侵等等，包括大顺禁教在内的很多问题，因着基础的改变，意义也就不同了。
满清禁教，是关上门继续当天朝。
大顺禁教，是打开门，想要继续在世界这个圈子里混，出台手段打了一场宗教自卫战，为以后走出去做准备。
这个不是嘴一张就能定性的，而在于大顺在禁教的几乎同时，派出了庞大的访欧使节团。
并且下南洋是非常主观、且主动地利用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并且在战后参与和会。
虽然基本上算是去打了个酱油，“诸侯会盟”连个执牛耳的地位都没捞着，但齐国公日后确实可以说：当初亚琛合约签订的时候，我就坐在那。
因为有油画。
这种类似的区别，引申到大顺改元，并且内帑海贸财政收入能够和盐税、甚至一部分亩税抗衡的，且开始主动参与世界贸易的时候，摆在现在大顺的顶尖儒学大师面前的问题，就非常严峻了。
儒学，是万世的、普遍的、世界适用的？
儒学，是地方性的、中华文化圈适用的、和别的学问平起平坐的？
儒学，是仅适用于特殊地域、特殊社会的知识？
儒学，是世界性的、普遍适用的、无需考虑地域社会特殊性的知识？
想清楚了这对儒学意味着什么，也就明白什么叫“盛世下的绝望”了。当然也就明白刘钰为什么压根不绝望了。
也就明白为什么大顺改元惟新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两淮盐改、苏北垦荒这些事，只能作为每日的日常扯淡，却不是儒学真正的大危机了。
科举出身的真正儒学大手子，要是连这个危机都看不出来，只怕也根本不可能从科举中脱颖而出。
虽然好像听起来，感觉又成了空谈、扯淡了。
实则对儒学来说，真的不是。
相反，于此时，对儒学来说，这是个非常大、非常大、大到天的事。
因为现在大顺正值“盛世”，既不是明末那种即将亡天下的危险，也没有原本历史上被外人楞砸开大门的救亡急迫。
盛世之下的绝望、危机感，是一种奢侈而强大衍生出的意识形态危机。
也是一种盛世之下，很强、但又没那么强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对立的无奈。
伴随着西洋国家地理介绍的文章在大顺传播，渐渐让这些专门搞上层建筑的儒学大师发现，现在仿若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候，儒学式微。大一统之后，才逐渐发力。这种大争之世本身就是一个危机。
大顺只要不关门，而是继续要走争霸路线，搞激烈对抗，那么就越发给那些富国强兵派机会。而春秋战国时候的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