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他这个比喻问题很大——是轿夫决定了大人？轿夫换了，大人就换了？
比如说，天文学里的左旋说是错的，那么是不是说与之相关的宋儒伦理学，也是错的？
实际上，这在大顺是个非常重要的启蒙点。
甚至不只是大顺，还包括整个儒家文化圈。朝鲜国那边开始对朱子学的批判和反思，也是源于朝鲜这边的贡使，在京城接触到了新的天文学、地理学学问之后，开始思考的。
因为，文化差异、宗教氛围差异之下，这边不是很重视【不证自明】、【不言自重】；而是相对来说，其实更重视【道】这些东西。
思潮的出现和改进，自然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前人铺路。
大顺特殊的情况，使得这个前人铺路的过程，已经延续了百年。
明末顺初，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直接给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狠狠一击。
不管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包括阳明学，《大禹谟》里面的虞廷十六字，都很重要。
所谓宋儒取而推明演绎虞廷十六字，迨真以为上承尧统、下启孔教者在此。盖以其所据之地甚尊，而所持之理原确也。
噫！抑孰料其乃伪也乎？
一群大儒，对着一本魏晋时候伪造的“上古文章”，不亦乐乎，搞出来一堆的东西。
也包括心学。
尧舜禹相授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
其实，阎若璩的证据和逻辑，漏洞还是不少的。
但在明末顺初的特殊环境下，这件事就不是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
这是直接打击宋明理学体系。
阎若璩的心态倒是比较“书呆子气”。
他觉得，【或谓轻议先儒。愚曰：轻议先儒其罪小，曲循先儒使圣贤之旨不明于天下后世其罪大，愚固居罪之小者已】。
的确，我轻议、否定宋儒明儒大家有罪，但这是小罪。
曲改圣贤的学问，胡乱编造圣贤的意思传于后世，这才是大罪。
我有小罪，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认为自己做得对。
而当时的情况，或者说，政治环境，是很诡异的。
当时大顺搞了自己的一套实学体系，压制儒生。
顺带，因为剃发易服上表一事，把衍圣公降为奉祀侯。
甚至把孔夫子的地位，从师圣一体给拽了下来。
当时的政治环境，在真正的儒学子弟看来，极其危险。
谁知道大顺下一步要干啥？
说好了保天下，得了天下之后，这和我们想的很不一样啊。
在那种让儒生感觉到危机重重的政治环境下，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