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筮例反映了《周易》一书的出现，其时间是记载在“庄公二十二年”，而这一年若换算成公元纪年，就是公元前671年。但这一年是陈国发生了内乱，陈完应是成年人了。这一年在记述此事时，又插叙追记陈完小时候被卜筮一事。那么，周太史为陈完卜筮的时间，应在公元前671年向前推溯30年左右，即公元前700年左右。史家记周太史为陈完卜筮的时间应是春秋（前770年—前476年）的早期了。有《左传》记，《周易》一书的出现，是在春秋的早期了。
那么，除《左传》一书里记载《周易》一书之前，是否还有有关《周易》一书的记录吗？从目前来看，还没有能找到证明比《左传》一书记载《周易》更早的记录了。《诗》里面有，《书》没有。就目前已知，从出土的考古材料上也无发现比《左传》一书记载《周易》一书出现的时间早。如考古出土的甲骨文、西周铭文，以及其他材质上的文字，都不曾发现有记载相关《周易》名称及内容。那么，是否就能认为《周易》一书应是春秋初期产生的。单就《左传》这一孤证，还不能为据。不过若没有新的证据证明《周易》一书产生时间的话，不能不认为《周易》一书产生的下线为春秋初期了。 《周易》一书在春秋时期不但为史巫用于卜筮 ，而且也在上层的士大夫眼里以义理之书看待，而引用以阐明事物道理，这应是不争的事实。《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的引用《周易》里的文章句子用于阐明事理。而这一年是公元前596年，是属于春秋中后期了。春秋时期无论是史巫用《周易》筮之，还是上层士大夫引用《周易》，两者所运用的都是出自同一文本的《周易》，所以也都是《周易》这一称谓。只不过理性地看待《周易》，是出现在史巫用《周易》卜筮的之后，这也符合春秋时代背景。《左传》里记载的第一次引用《周易》直接用于阐明事理的运用过去半个世纪，又出现了“易象”。
《左传·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记载韩宣子在鲁国太史那里看到“易象”与“鲁春秋”。这“易象”应是阐释《周易》的“易大象”文章。这也是对《周易》称“易”的最早记录。从“易大象”文章来看，这“易”应是指《周易》，《易》如同《周易》的简称。这一时期“易象”的出现，也是与春秋后期文化背景相符合。韩宣子所见到的“易象”的时间已与西周灭亡过去了230年。而这一年与周太史身带《周易》为陈侯的儿子卜筮一事也已过去了170 年，也与引用《周易》直接阐明事理的那一年也过去了半个世纪。这时出现以《周易》为义理之书作为研究对象所阐发出新的政治学说，即“大象”文章的出现，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这个时期也正是社会一步步走向理性的时期。随着时代的发展，巫术这种非理性的东西也逐步走向衰落。春秋后期出现了伟大的孔子。也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孙武，并写出了不朽的《孙子兵法》一书。
而《孙子兵法》一书里首次提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