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善，非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这里记载的可以说是子服惠伯对《周易》一书发出的一套新诠释，如同周初产生的“以德配天”观念。这子服惠伯对《周易》一书用于占筮的说法，可以说是代表了春秋后期社会新思潮下的新理论，即是“以德配筮”的观念。这实际也是在面对《周易》一书的性质问题，还不能正确对待，而寻拆中主义的说法。“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子服惠伯在面对南蒯用《周易》筮卜得到《坤》里“黄裳元吉”的文辞，认为“大吉”所寻问时做出的一番回答。这句话的白话意思：“我也学过《周易》。如果忠信的事情就可以符合卜筮出的结果。不然就必定失败。”这是说若问忠信之事用《周易》占筮合适。若不是忠信之事用《周易》占筮就必然失败。这把《周易》变成忠信之事占筮的工具说法了。这不就成了以忠信之事配筮的观念了。邪恶之事是不能用《周易》占筮的。这是把《周易》用于筮卜附加了条件。且不说这是何逻辑，但子服惠伯在解释“黄囊元吉”可是从义理上进行的。解释《周易》里的句子是从义理上，而论说《周易》面对筮卜时，并不是反对，而是用《周易》筮卜只是附加了条件，即忠信之事则可，邪恶之事必定失败。这也应是最早亦筮亦理对《周易》的说法了，对战国后期产生的《系辞传》里的亦筮亦理去释解《周易》无疑有所影响，这也是双重看待《周易》的学术开始。
而在子服惠伯释解“黄裳元吉”时出现的“元，善之长也”，早在《襄公九年》里穆姜也曾以义理解释过“元”。《左传·襄公九年》里记：“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这是鲁成公的母亲穆姜在搬进东宫时，曾筮了一个《艮》之八的卦。占筮的太史说是《艮》之《随》，“随”是出去的意思，所以太史想让穆姜迅速的离开东宫。而穆姜则用《周易》里《随》篇中的“元亨利贞，无咎”，以四德来解释，反对史官占筮的意见。认为自己没有遵寻信德而行事，与四种美德全无，又怎能合乎《随》里的“无咎”呢？认为自己惹出祸端，又怎能没有祸呢？所以认为自己就应死在那里，无法出去了。”史官占筮，用解释《随》是出去的意思建议穆姜迅速离开东宫，而穆姜确引用《随》篇里的“元亨利贞，无咎”，对照自己的行为，认为既不但不认为是“大吉大利，无危险”兆头，而且认为自己应该死于东宫，这可是与史巫形成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