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治国的根本。
《周易》里的“有孚”，无疑表述的是君子之治的执政原则。君子是治国的主体，而“有孚”则是治国主体施政的内容，即对“小人”实施的爱。这就是先儒建构的“民本”理念。
从《周易》一书里的“有孚”之论来看，充分说明《周易》这部政治哲学，是要建构“道德之国”，而不是“上帝之国”，也不是专制之国。《周易》里的政治学说，是要建立和谐社会。而和谐的基础就是建立在“有孚”（爱）之上。“有孚”的政治内涵就是让“君子”（统治者）爱“小人”（被统治的百姓）。这就是后儒孔孟所讲的“仁政”（或“王政”），后儒用“仁爱”取代了“有孚”，但政治内涵则是一脉相承的。
“君子”治国之道，是“有孚”，“有孚”成为“君子”执政的政治原则，方针，即遵循“有孚在道。”
“君子”与“小人”之间建立起和谐，就是“君子有孚于小人”。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保证。“有孚”成为统治者（君子）与被统治者（小人）通向和谐的连结纽带与桥梁。
“有孚”就是“爱”，是让统治者对“小人”（百姓）关心爱护，犹如现在**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理念。
《周易》表述的“有孚”，无疑是“民本”政治理念。让统治者行施“仁政”（爱人）才能出现“有孚，惠我德”的上下受恩相报的“和谐”相处的社会。“君子”爱“小人”，“小人”再“惠德”给“君子”，上下和谐，就出现君爱民，民忠君的“理想国”。
《周易》里的政治理想，其主体而论，是一部“君子论”，是论述了贵族（君子）等级统治里应行的“道德之国”。是为“君子”之治提供实现政治目的的途径和方案。《周易》并没有对王制制度的歌颂，但也没有对王制制度的否定。而向往的是“君子”之治，走封建贵族（“君子”）统治之路。这种向往的封建贵族之治，实则是维护了西周宗法分封制。《周易》里的“君子”之治归根到底不排击周王拥有天下的现实制度，但周王名义上拥有‘天下’。而“君子”（贵族统治阶层）治国体制模式与后封建社会的帝王制度是有区别的，严格的讲是有本质的区别。
《周易》建构的“有孚”理念，为贵族（“君子”）统治者指明一条政治途径，为后儒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希望和安慰。后儒不以余力的在“君子”人格和仁政学说上反复雕琢，没有走出让诸侯王（国君）以德治国这一人治学说。从没有设计出与君王制度相抗衡的政治体制。“他们没有在君主专制制度外设计一套与之抗衡的制度，而是从理想的，普遍的角度肯定了君主专制制度”（刘泽华《王权思想论》）。不过后儒与战国时期诸子的政治学说不能与《周易》里的政治学说相提并论。《周易》里的“理想国”，不是君主专制，而是“君子”共治，而把“王”推向虚设的位置。
后儒政治思想，是为王制制度的理论系统化过程。王权专制不可逆转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