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秦汉以降时期又走进了“神”与“圣”结合时代，是神秘与专制结合的时代，相比先秦诸子时期，汉以后的帝制时代里是个思想上倒退的时期，是东方黑暗漫长的中世纪。
在社会转型期里，首先是《周易》把“君子”推向理性的化身和人类的救星。这是“君子”化的时期。《易大象》、孔子儒学先后承继了《周易》里的“君子”治世，救世的学说。而到战国中后期是诸子政治学说发荣时代，又把“圣人”推向理性的化身和人类的救星。但最终“寻祖”出的是帝王专制的结果。
先秦由“君子”道德政治学说，到“圣人”道德政治学说，虽是想抑制王权制度里走向暴政与专制，其结果并没有实现“君子之治”，“圣人王”的仁爱道德的“理想国”。从“君子”之治（先儒），到“圣人”之治（后诸子之学）的先秦政治哲学，却引出了帝王专制。汉时的思想精英们再次想用天命神学来抑制帝王独权专断，其结果走向了新的神秘主义。帝王家反而把神秘主义思想变成统治人民，愚弄人民的思想武器。
从“君子”到“圣人”是先秦政治思潮和诸子的共识，其结果走向的是适得其反，百家争鸣，却促进了君主专制的进程。
“君子”一词从血缘身份到政治概念，再到道德概念，是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西周前期，即《西周书》及《诗》（西周中期出现的《诗》中所反映的“君子”）是个血缘贵族身份。而到西周晚期，即《周易》里的“君子”已建构成为政治概念。后儒继承和发展了《周易》里的“君子”这一政治概念。再到后封建社会，即秦汉以后，“君子”不再是政治的角色，平民百姓均可进入“君子”称号之列，即有道德品质的人都可称为君子，反之则是“小人”。
先秦“君子”这一政治概念，正是《周易》建构起来的。而“君子”是治国行为主体，而“小人”则成为治国行为主体者领导、关怀与施爱的对象。“君子”与“小人”在《周易》一书里有多处的表述。
《师》里说：“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大有》里说：“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否》里说：“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观》里说：“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剥》里说：“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遁》里说：“好遁，君子吉，小人否。”
《大壮》里说：“小人用壮，君子用罔。”
《解》里说：“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革》里说：“君子豺变，小人革面”。
《周易》里表述的“君子”与“小人”，无疑是两大阶层的对称，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周易》里建构的二元政治行为模式，不能不认为是一种体制架构。这种体制设计，突出表现的是“君子”对“小人”施行“仁爱”的道德治国理念。这在《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