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皇权”挂在嘴上，所有文官在论及相关事务时都会拿百姓当做幌子，正如此时徐学谟的质疑：“天下黎庶供养百官，若这官员无休止地增设，难道不是在渔猎百姓？”
面对这个疑问，高务实拿出他一贯的观点来反驳，道：“此前亦有许多人反对开海，如今开海近二十载，朝廷每年可从海外获利二百万两库平银不止，试问开海可曾残虐百姓？”
他见徐学谟张口欲辩，先摆手制止，继续道：“本部堂曾一再论述，天下之财富绝非一成不变的，实如种地一般，多种则多收。故我朝廷所当为者，是想方设法让百姓‘多种、优种’，籍此提高总的产量，而非因循守旧，死抱着原有的那点家当算来算去。
假使我家去年产粮万斤，今年雇工百人新修了水利，合理灌溉之后下田变中田，中田变上田，于是收了两万斤之多，试问大宗伯——我这雇工所费，能算是败家之举么？”
徐学谟皱眉道：“大司徒此言看似合理，但凡事未必有这般顺利。例如那水利修与不修未必能影响如此大的产量，而‘雇工百人’之所费也恐怕需要许多年才能回本，更别说水利一事并非一劳永逸，极可能还要长期维护才能确保使用，如此则成本更高。
况且，大司徒以此做比者，乃是此次为驿站改革所新设之官员，而驿站所赚之钱财并非出自海外，乃是出自我大明本国，即出自天下百姓之钱囊也。因此，无论大司徒如何粉饰，总改不了朝廷从百姓口袋里掏钱这一事实，对么？”
高务实淡淡一笑，道：“大宗伯礼法或称熟稔，但看来并不太关心理财。本部堂此前那道《取用疏》，不知大宗伯是否看过？那道疏文全称叫做《税者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疏》，其中不仅有义利之辨的论述，亦有‘为何征税’之论。
在此疏之中，本部堂便曾说过：‘其为税者，既非朝廷所有，亦非陛下所有，此财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君上代天牧民，臣等襄佐君上。
税用于君者，只为使君上切实牧民，不受用度掣肘；税用于臣等，只为使臣等切实佐君，不受吃穿所迫。粒米半黍，一针一线，皆为牧民养民之所用，言何苛政？’
如今为驿站改革设些新官，看似朝廷需花些银子，但原本朝廷每年需在驿站之上花费多少？虽则这些钱原是地方所花，但地方之银难道便是凭空得来的么？归根结底，这笔钱原先也是出自百姓之钱囊。”
徐学谟摇头道：“既然改来改去都是百姓花钱，那还改什么呢？”
“大宗伯谬矣。”高务实连连摆手，道：“原先朝廷养着驿站，驿站所费是地方从百姓手中征得，但驿站不为百姓服务，朝廷徒费钱粮却未能使百姓获得便利。
如今革新之后，驿站对民间开放服务，虽然要收取一定费用，但任何百姓都能自行决定是否使用驿站。这也就意味着，如果百姓认为通过驿站邮传信件或运送货物并不划算，他们自然不会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