吧。”
朱载墐没有多说什么，给身边的人一些适当的外来压力是好事。
这能叫他们更加团结，对自己更为依赖。
文官们的傲慢，无礼，甚至毫无忌惮的打压宗室，这会使宦官和武官们兴起同仇敌忾之心。
其实朱载墐对文官没有成见，毕竟打天下要用武人，治天下用文人这是没毛病的。
但就如朱载墐此前考虑的那样，个人不能将天下之利一人独享，一个集团也不能。
大明承前宋，文高于武，但做的比前宋还要过份。
武人在宋时不光可能有爵位之赏，还能执三衙殿前精兵，为天子之下的太尉节帅，地位是高于明之总兵官，手中的权力要大的多。
还不仅于此，宋人武官还能入枢密，为节度，前者有重权，后者极为尊贵，也非大明的五军都督府的都督闲职可比。
武官有上进之路和没有上进之路是两种结果，加上大明的大小相制和军制变化，直接导致了武夫的地位相较宋时更低下的多。
太监虽是皇权外延，但得势的只能是某个太监，长时间内其实也是被文官压制，双方争斗相当厉害，最少在舆论上，文官将太监压的死死的。
这也是和汉唐不同，更和宋时太监未受监管，却始终未祸乱朝纲的局面截然相反。
压制勋贵，太监，武官，大明文官是要把大明全盘之利吃干抹净。
甚至到了约束皇帝，争夺皇权的地步。
地方上的舆论权，治权，法权，教育权利，其实中枢能干预的极为有限。
包括杂税，正赋，到万历之后也是被文官士绅瓜分干净。
但他们没有想到，事情做的太过份了，引发的反弹也会使他们吃尽苦头。
崇祯年间武将就不把文官放在眼里，甚至刘泽清这一类的武将还会刺杀文官来泄恨。
左良玉等大将，连阁老督师的命令也不放在眼里。
到后来四镇成立，全部封爵，南明永历时期，李定国等南明大将甚至封王，孙可望甚至将弹劾自己的文官行剥皮之刑。
这就是吞的越多，吐出来的就更多。
换了清人至江南，官绅生员还想用在大明的一套对付这些蛮夷。
结果哭庙案，奏销案，通海案，加上明史案，清初之时在江南被诛的名士官绅无数，光是一个奏销案，江南被降官，免官，流放，还有生员有功名者被剥夺官职，流放，乃至处死的就有一万三千多人，涉及到好几千个名流世家。
经过三大案和明史案等大案的打击，江南这个大明文官的重地算是彻底消沉了下去。
换个角度来说，清廷是维护统治的同时，也是将八旗权威凌架于所有团体之上，这种统治自然也是先天不足，到大变局来临时，抱残守缺，防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