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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些器物和图像要能跟文献记载相参互证，必须首先经过识别和解读，才能与文献记载“对号入座”。可是，那些出土的动物图像中，哪些是龙？哪些不是龙？仅仅因为它们具有长而弯曲的身形或者爬虫的形态，就断定其为龙吗？
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几乎在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的所有文化层中都发现了龙形器物和图像，而这些龙形器物和图像又分布在从北方草原文化到南方稻作文化几乎遍布中国疆域的所有文化区内。相对于考古文化漫长的年代和广大的地域，传世文献毕竟仅仅是一个相当短促的历史时期和相当狭小的文化地域中的产物，两者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无法对位。
既然在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之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时空错位，那么，凭什么说出现在上下几千年、分布于天南地北的千姿百态的“龙”，就是先秦汉语文献中记载和描述的龙呢？考古时代星布四方的华夏先民诸族群能够形成一种统一的至少是相通的龙崇拜吗？谁敢说今人视为龙的古物图像在古人眼里也被视为龙，就是古代文献中所谓的龙，而不会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象征物？只要这些问题依然被置而不论，出土器物就非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倒适足以令研究者左盼右顾，无所适从。
这意味着，出土器物愈是丰富，愈是要求准确而全面地理解和释读文献中关于龙的记载，文献记载的准确解读是利用出土器物和图像佐证文献的前提。龙的信仰和神话是一种民族的共同记忆，但是，如果撇开历史文献，那个全然建立于坛坛罐罐、残砖断瓦之上的景观又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何干？
龙的信仰和神话一直是神话学和民俗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而神话学和民俗学研究对田野民俗志和民族志的应用，使问题变得愈加复杂。除了汉民族之外，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的信仰、神话和民俗中都有和汉语的“龙”相类似的神异动物，这些神异动物在许多方面与龙不谋而合，但在许多方面又与龙大相径庭。
更重要的是，每个民族关于其独具的神异动物的信仰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宗教和民俗语境，从而导致不同民族的这类神异动物貌合而神离，其文化和精神内涵迥异其趣。但是，比较神话学和比较民俗学研究却往往完全忽视这种文化背景上的差异，瞒天过海，天马行空，想当然地把其他民族与“龙”相类似的动物认同为龙，翻译为“龙”，然后把这些各有千秋的所谓“龙”和神话与汉语古典文献中的龙生硬牵合，古代文献中关于“龙”的记载的真面目愈发被涂抹得面目全非、恍惚难辨。
龙作为一种神圣生物，仅仅是一种文化意象，是意识形态，而非自然现象，是古人缘于制度和习俗的建构，因此，其来龙去脉只能求之于古代制度和习俗，而不应求之于自然世界。
但有些研究者，既缺乏通达的人文素养，又缺乏健全的科学理性，对自然科学知识也是一知半解，把人文现象和自然现象混为一谈，纷纷从化石考古学、古地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