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上确实是在为“绍兴和议”摇旗呐喊。
综合李心传与王明清两人的记述，当时献赋歌颂的多达上千人，文理可采者有四百人，少年范成大亦以赋文优异脱颖而出，受到朝廷的表彰。那一年，他才十七岁。
不过，包括范成大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的赋文都已经不传。事实上，献赋固然得着一时的恩荣，但过后想想，毕竟是阿谀逢迎当局，容易为士林不齿。正因为如此，范成大虽然经常回忆“京城游子”的种种经历，却绝口不再提献赋一事，而在好友周必大撰写的《神道碑》中，也对该事讳莫如深，不仅未著一字，反似有意遮掩。也有学者认为，范成大献赋一节，应该受到在京城做官的父亲的推动，甚至赋颂本身也是父子俩精心合作的结果。这种推测当然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似乎总还有一点为贤者讳的意味。
自从杨广开创科举制度以后历朝历代此类事情都很多，都绕不过这样的事情和事故。根据朝廷颁布的诏令，献赋扬名的范成大获得一次科举考试“免文解”的优待，即不必经过地方发解试，允许直接参加礼部举行的省试。
绍兴十二年正是省殿试之年，四月发榜录取进士二百余人，献赋欢迎韦太后南归则在同年八月。宋代科举一般三年一轮，下一届省试安排在绍兴十五年。倘若不出意外，才华横溢的范成大极有可能在二十岁那年就金榜题名。但是，献赋的第二年，范雩突然病故，而蔡氏先前已离世，一夜之间，范成大就从无忧无虑的得意少年，变成了无依无傍的茕然孤儿。
按宋代科举制度规定，丧服中的范成大，还暂时失去了应举的资格。迫不得已，他只好离开临安，回到故乡平江府，并寄居在昆山荐严资福禅寺，从此几乎十年不出，在寺院苦读中排遣无尽的哀思。
而我跟韩城表面上是旅游闲逛实际上是我想寻找更多范成大归隐的足迹，可范成大与苏州如何跟眼前的杨行都毫无关联，我的思维未免过于跳跃。
杨行就在旁边帮忙一起收拾，我还是忍不住问了句，“你祖籍哪里？”
杨行一愣随后沉吟答道，“平江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