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都不会快乐，也许会变成一个精神病一个忧郁症患者。
于是堵车在奔驰s里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聊起了钱先生先生，从钱先生在京大任教开始聊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从这里切入，根本没想什么自然而然，可能跟我小时候唯一知道的好大学就只有京大一所有关系吧。
即便现在我成了金大历史系的学霸但是内心深处还是想要去京大读书，京大的考古学研究生也许可以考考，当然这都是微弱的内心想法。
当时京大学风自由，教师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学生常设疑问难，竞相争论。当时学术界讨论老子问题日趋热烈，胡先生主张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而钱先生、顾颉刚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
三位先生在课堂外大家互相讨论学问，是朋友；在课堂中则把自己的学术主张灌输给学生，并且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比如胡先生对钱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十分佩服，常常对学生们做义务的宣传；但是，在课堂上，他对钱先生等人的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论争，却也慷慨陈辞，奋力抨击。钱先生在讲课中，也随时联系批评胡先生的一些论点，常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学生们或主胡说，或赞钱说，彼此争论不断。
有一次，赞同老子晚出之说的同学认为胡先生“在老子时代问题上有成见”，胡先生愤然地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仍很客观，随后又对同学们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更合乎真理。”在京大，他与胡先生都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京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
1937年后北方各高校纷纷南迁，京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钱先生将历年讲授中国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装入衣箱底层夹缝，在十月与汤用彤、贺麟三人结伴，自天津海行，南下长沙，开始了抗战时期流转西南八年的学术生涯。
与在京大时期一样，钱先生在西南联大主讲中国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学生，内迁西南的各个高校都纷纷请他讲学。傅斯年曾是国学大师黄侃门下的高足，也是胡先生最得意的学生之一。30年代，钱先生任教京大时，即与傅斯年相识。钱先生与他在学术观点上又是同不胜异的。
在钱先生看来，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将古代典籍抛之脑后，这做法与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样有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西南联大时期，随着钱先生自己史学理论体系的日渐成熟，对史料考据派进行了全面批评。为此，作为学派领袖的傅斯年对钱先生的攻击自然不会高兴。京大复校，钱先生不在被邀之列，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二人终于未能成为真正的“同道”。至此，钱先生告别了京大，与傅斯年分道扬镳了。
由于钱先生早已名重学林，所以各高校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