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确实也加强了对各级执法者的约束，使得他们互相监督，互相制约，减少了冤假错案。这种理念真到后世也是一直沿用，在当时的朝代，无疑是一项突破性的创举。
鞠谳分司制度中还有一个就是录问，录问起源于五代，在宋朝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主要针对的是徒刑以上的案件，即是在案件判决前，由其他没有参与的官员甚至是邻近州府的官员再次提审，核实证词，也是给于犯人的第一次申诉机会。录问过程犯人如果认罪，则进入下一步程序，如果录问过程中犯人翻供，则必须发回重审。
在宋代，案件的最终判决大权都归于长官，司法参军只负责检索相对应的法律条文，给出初步的处理意见，这叫做“拟判”，案件在拟判的基础上该如果定罪量刑和选用哪一条法律条文，则完全取决于长官的意见。案件进行批判之后，参与案件的各位官员必须审核签署画押之后，才能最后定刑。
案件定刑之后，必须向犯人宣判，做为裁决的凭证，询问犯人是否认可对自己的判定，同时也是给犯人一次申诉的机会。如果没有异议，判决正式执行产生效力，整个案件审理才算是最后的终结。
宋朝在发生犯人推翻原有口供，且所翻情节涉及定罪的时候，采取“翻异别推”制度，也就是将该案改交另外司理参军或另一司法机构重新审理，改换司理参军审理称之为“别推”，改换司法机关审理，称为“别移”。按宋朝法律的规定，犯人翻异次数不得超过三次，故意诬告称冤者，查证属实，罪加一等处罚。这一制度的出现，有助于纠正因刑讯逼供而导致的错案、假案、冤案，故为宋朝司法审判制度上的又一进步体现。
像盐田务这样的大案，必定会引起淮南路转运使司和提刑司的注意，少不了要让邻近的州府官员来参与审理，甚至因为这么短的时间内出现如此数量的差错，又因为现在如今盐田务受到所有人的关注，只怕此事会捅到政事堂，让官家都知道此事。好在自己这边早早就开始清查账册，如今的账册再没有什么错漏，犯案的基本全是下面的小吏，对犯案人员的证据掌握的也非常充足，也算是体现了盐田务一众官员们的功劳。因此张玉兴提早就给淮南路转运使司递交了公文，说明了盐田务内部清查出来的情况，以及之后采取的避免同样事情发生的措施，之前盐田务一切都是草创，制度不严在所难免，这件事之后就必须亡羊补牢，免得最后会给自己安一个完忽职守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