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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永历、宣德三朝，考成严厉，官吏督催不可谓不力，因税粮缺额而革职查处者也不在少数，税粮通欠仍然如故，甚至历年叠加，说明其时的赋税定额，与地方百姓的交纳能力存在着，无法消除的距离。
难怪时人杜宗桓云：“徒有重赋之名，殊无重税之实”。
难不成真是当官照顾自己桑梓？
或是百官官官相护，托请带话给地方官，让其宽容？
或是见人朝堂有人，而不敢得罪诸如此类？
然而明代遵循异地为官制度，根本存在所谓的照顾桑梓，更犯不上为他人，放弃自己政绩，世上没有如此好的官僚，更没有如此蠢的官僚。
哪怕吩咐之人是自己父亲，但在前途之上，其有所抉择。
起码而言南方官员在北方收税便挺好，虽然依旧屡有拖欠，然远不及如此巨额，且连年拖欠，反倒是北方官员，去了南方能够收足一半，已然是泼天大功。
别人在自己家乡刮地皮，自己却对仇人家乡客气？
这如何和说不过去吧。
更兼之明朝地域分化严重，常常一个村就和另外一个村不合，乃至于械斗皆非不可之事。
是故南北官员，素来便是分外眼红，何谈照顾一事？
再言，南人在北京有高官、六部、内阁，难道北人在北京便没有勋戚、内阁、六部、内廷不成？
还需给面子南人？
可偏偏事情就是如此令人迷惑，苏松等地不清逋赋税，且还是持续，从未缴纳满额，乃至不交。
当朱厚熜仔细看了一下奏本，大概猜测，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体制有问题。
亲民官碍于体制，无法下乡，所收缴赋税、丁差惟有靠里、甲这些人，可这些人无一不是本地地头蛇，官府若敢强逼，只怕这些人当场揭竿起义。
毕竟地方又是宗族制，登高一呼，随从者必然不少。
一旦有了民变，就算亲民官收缴再顺利，最后依然逃脱不了国法惩戒。
至于南人到北方为何不惧，朱厚熜尚不清楚，但从北方起义次数来看，恐怕于此事也不无关系。
当然，这一切只是朱厚熜高屋建瓴的推测，并未有任何实证证明。
但有一点可以确认，以明朝现在体系而言，已然属于超负荷运行。
其实应该不止朱厚熜一人看出来，朱厚照、刘瑾也应该看出来过，毕竟刘瑾新政曾经就着力照顾过江南地区。
朱厚熜不看历年奏本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眼下明朝说白了就是坐在火山口，当初正德不过侥幸摁下了起义军，边军还有那么一点微末战力。
更重要就是当初刘瑾新政来的快，去的也快，并没有太过激发阶级矛盾。
然如果此时不改变现状，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