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就会涉及到涉及国家、民族与四裔，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学术界，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章太炎、王国维，都曾注意到国家、领土与历史的问题，道理很简单，当大清的天朝大国的想象，在西洋和东洋列强的威胁和打击下破灭之后，人们会开始注意到一个拥有清晰边境和自主主权的国家的意义。”
“然而，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中国学者并没有在学术上进行反驳？像曰本那样想成一种从政治到学术去重构中国的合法性呢？”
“原因很简单，当时，大清的太乱，从当朝宰辅到士大夫学者都有各种分歧，甚至，李鸿章希望专注海防，塞防回撤并无可惜，而左宗棠则极力发对，觉得祖宗基业不可轻言放弃。”
“自动如此！”
显然，台下的学生是认同左宗棠的做法，甚至还有人叫嚣着李鸿章就是卖国贼。
嗯，学历史的学生就是这么可爱。
苏亦也不矫正他们。
继续发言。
“而晚清学界由于国家与民族认识分歧，，也分成两派了。一派觉得以大清帝国疆域为现代中国，另一派则觉得要以长城以南汉族中国为现代中国。”
“有人延续着大清的帝国空间的政治观念，满蒙回藏都要属于一个大中国。毕竟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他们试图把原来庞大的帝国人口与空间纳入一个现代国家之中。而有人则受到满清王朝压力下滋生的反满情绪和欧洲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只承认汉族所居的十九行省为中国，中国历史者，汉人之历史也，宣称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则任其去来也，甚至觉得对于中国来说，满洲甚至还不如曰本近。”
这种，日亲满梳的现象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中山先生，甚至觉得为了革命成功，可以把满、蒙之地统统送给日本，中国建国在长城之内（参看杨天石:《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并没有实现，也表明了晚清时期，国内对“中国”认识的差异。
“然而，到了民国时期呢？中国那么多著名的学者，就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吗？”
“有的！”
苏亦摇头，“并非如此。不同学术共同体之间是有彼此较量和竞争。不仅早期欧洲东方学与日本东洋学有彼此较长论短的心态，中国学者，无论是没有出洋的陈垣，还是深受西洋学术训练的陈寅恪、傅斯年、胡适，都有非常深的把汉学中心从法国巴黎和曰本京都移回来的想法。”
苏亦顺便解释一下，为什么汉学中心会在法国巴黎。
顺带跟台下众人科普一下伯希和的中国西域探索之旅。
以及伯希和对东方学的研究。
话题再次回到民国学者对边境的研究问题上。
“九·一八事变后，曰本关于满洲的研究兴趣大大高涨，正是在这个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