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忍痛贱卖自己的收获物。这也是为什么明朝税率不高农民负担却大的原因之一。农民的劳动果实交给朝廷的少，交给商人的多。而商人敢于这样明目张胆地扰乱物价，离不开官府的默许，商人们也是自己挣得少，孝敬给官老爷的多。
虽然大的历史潮流是货币税取代实物税，但是对于农民起义者来说，收实物税才是他们的理想。农民要进行的步骤越少，被剥削的可能性就越低。
农民既免除了阎王债，又不必再担心农产品变现的问题，就很难受糖商们挟制了。当他们有了自由选择农作物的权利，第一选择自然是种水稻，种不了水稻的地方，就种植番薯、芋头等杂粮。
以粮为纲是历朝历代的传统，朝廷是这样的思维，农民也是这样的思维。除非能看到特别高的利润，他们是不会愿意种植其他作物的。另一时空李定国收复雷州的时候，向当地百姓分发耕牛和种子，因此赢得了拥戴，他显然也是组织农民种粮食，而不是种甘蔗。
王瑾认真考虑过要不要由闯军入股组建公司改革蔗糖贸易，提高蔗农待遇，但仔细想来，还是不现实。原来的糖商道德败坏，闯军的制糖企业就能有道德了？最后还不是要以利润为导向。闯军兄弟又大多不懂商贸，真要是这么搞，只怕蔗农的生活会更坏。
而且，此时的国际环境对于雷州蔗糖的出口相当不利。日本爆发了岛原之乱，紧接着就是禁教运动，驱逐葡萄牙人，对日本的蔗糖出口肯定要萎靡一段时间。欧洲在打三十年战争，就不用提了。奥斯曼的穆拉德四世马上要大举进攻巴格达，和波斯萨非王朝进行一次大会战，波斯市场也要完。
再加上拜塔尔摩和努勒所赐，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贸易网络基本上报废了，印度莫卧儿帝国要镇压孟加拉农民起义。王瑾通过澳门的葡萄牙人提供的情报，已经确认了塔尔摩和努勒的存在。虽然说这二位干得的确漂亮，但对于中国的外贸出口来说，却是不利的。
整个亚欧大陆从东到西都陷入了战火，蔗糖的出口因此受到了巨大影响，而且根据葡萄牙人的情报显示，最近几年，欧洲那些没有打仗的地区对加勒比蔗糖的进口增加了，不用说也知道，这是阿贾伊的手笔。加勒比大量产糖之后，中国糖想抢占欧洲市场肯定是没戏了，距离上差得太远，成本肯定比人家高。荷兰东印度公司趁着中国爆发战争的机会，也在巴达维亚扩大甘蔗园面积，准备抢占市场。
在这样的环境下，雷州糖业的处境十分尴尬，不继续像榨甘蔗一样压榨蔗农，就没有价格优势，难免亏损。要是继续压榨蔗农，那就成了挖自己的墙脚了。
农民起义者该依靠糖商还是蔗农？这个问题显然不需要讨论。如果像明朝的官府一样继续支持糖商，闯军能获得一大笔税收，但那就意味着否定田兵组织。如果继续鼓励田兵，那么出口创收肯定就别指望了。何况闯军有三年免征的政策，自耕农在三年内压根一粒粮食都不用交。
可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