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脖子上架着刀的人最合作。”孙可望发着牢骚。四兄弟中，李定国和刘文秀对士绅的态度都算比较温和，艾能奇从来不接触民政，倒是孙可望在处理和士绅关系问题上的态度最激进。
刘弘才指了指同席的两个幕僚：“像这二位一般本领的官吏，要是能往每个县都派三百个，大元帅敢废租佃行井田。可现在我们每个县只能派十个，所以还得和这帮财主打太极。”
刘弘才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说的这番话有多大的意义，闯军造反八年了，也有不少人提出过类似于《天朝田亩制度》里那样“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下人人不受私”的想法。宋代的钟相有“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却没能做到，李自成以“均田免粮”为号召，然而免粮可以，均田却终究不行，在没有大规模抛荒土地的地方，“均田”只能解释成“均平田赋”，连查还被豪绅霸占的土地的政策执行起来也会出现极大的问题。
另一时空的李自成和后世太平天国的领导者都从实践中知道彻底的均田是做不到的，终究要和地主合作才行，但他们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他们的政策也就难免有滞后性，而且不得不通过牺牲来得到经验。
但现在，闯军有了一套理论指导：官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要看官府掌握着怎样的官吏队伍。官吏队伍的执行能力越强，就越可以采用复杂、激进的政策而不出乱子。而官府对官吏队伍的掌握程度，要看培养管理队伍的经济基础。科举制出身的官的培养要依靠地主和宗族的地租收入，所以靠官难以执行损害士绅利益的政策；吏的培养要靠上一代吏的灰色收入，所以不派空降官员不能整顿吏治；世袭军官的培养靠的是他们的特权，因此他们是旧秩序的坚定捍卫者，同时也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容易被胁迫投降。
因此，要执行损害士绅利益的政策，必须有资金来源不受士绅影响的官吏培养渠道。农民、工匠、士兵靠自己的收入是不可能保证自己的子弟学习这么多知识的，所以现阶段能依靠的只有用国家财政培养出来的官吏。国家的财政收入越充足，就越能培养更多的官吏，就越能执行更高效的政策，政策效率高了之后，财政收入又会变得更高。
然而，又不能为了这个目的一味敛财。天下百姓能生产出的产品是有限的，官府拿得太多，大家就又造反了，农民已经够惨了，因此官府要敛财，也不能从农民手里抠，除了自行经商获利及对大宗商品流通抽税外，只能从租佃地主手里抠。
即便如此，生产力水平摆在这里，地主家的余粮也是有限的。故而国家财政不可能宽裕到让所有人受教育，能培养出的官吏队伍也是有限的，再加上通信、交通等原因的限制，无法做到真正深入乡村，也就不可能彻底废除租佃制。因此，既不能放弃用田租培养出来的官员，又需要借助士绅来控制基层，和士绅合作也就是必不可少的。
王瑾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