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拿银圆，我替你去雇。”
乡绅乙说：“新朝雅政，我们做士绅的有体面，不必亲身服役，但钱还是要出的。都加在秋粮里嘛，该多少是多少，一文钱也不会少。”
到了收秋粮的时候，税吏一扒拉算盘，对农民甲说：“今年的秋粮要加上修堤钱，一共是多少多少，吧啦吧啦。”农民甲说：“修堤的时候我已经交代役钱了，为什么修堤钱还要算我的？”税吏说：“有田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你家里有田地，自然得摊派修堤钱。你哪那么多废话！”
而乡绅的远房族叔丙，乡绅小老婆的二舅丁，只消给税吏塞点草鞋钱，看在乡绅和钱的面子上，修堤钱的大头便免掉了。
等到了明年，按理说去年多交钱的该少收了。税吏跑到农民甲家里，又拿出账目来了：“去年的修堤钱你虽然交了，但是为了创建本县文明卫生的和谐环境，让精神文明之花开遍城乡，吧啦吧啦吧啦……总之，你今年的夏粮是这个数。”
农民甲说：“不对啊，我去年的修堤钱已经交得比夏粮还多了，而且这都是谁家的账啊，怎么都挂在我这里了？”税吏说：“你哪那么多废话？你是税吏我是税吏？”
一个农民如果能有故事里的农民甲这样的见识，那就已经和造反前的高杰差不多了，而绝大部分的普通农民是像高杰他哥哥那样，闷头种地，逆来顺受，税吏朝他们要钱，他们就给钱，哪会质疑税额多少。虽然也有把粮食藏在地窖里，炕洞之中藏铜钱这样的逃避办法，但从来不敢说有哪些税是不该收的，甚至连税吏明目张胆索要的好处费也不敢反抗。除非被逼到没有活路，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然而对有家族势力庇护的农民，情况就又不一样了，税吏当然也敢向他们勒索，可是不能太过分，还要留些余地。至于那些有实在亲戚做官的人，税吏也就是向他们打个秋风，落个“礼尚往来”，是不敢直接招惹的。
但要说清查这种现象，又着实困难。账目上的投献花活，康小米他们查得出来，可是错综复杂的亲朋故旧的关系，他们怎么查得清楚，就算查出来又能怎么样？
可即便如此，还是要查，有人查，把持基层的那些人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就要战战兢兢，遮遮掩掩。就算依然有很大的问题，也总比前明末年时那样靠着官府、官军撑腰，明目张胆地直接瞪眼要吃人强。
康小米他们在上津县已经待了快两个月了，也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十年之后再来，不知道这里又要变成什么样子。
当地官员像送瘟神一样欢送他们，康小米是五品官，和知府平级，又是闯军老兄弟，关系能直接托到李自成那里，他要是想搞死县里的某个官员，那真是再容易不过来。但康小米轻易也不会这么干，只要有一次被查出是诬告，他就得直接滚去台北了。李自成在这方面可不会讲任何情面，之前有一个李自成的族弟干犯纪律，都照杀不误。
至于受贿，目前也还没人敢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