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贼，袁时中、郭升乃朝廷旧将，啸聚山林，实有不得已之处。当善加抚慰，以结其心。”
在私底下，袁继咸把袁时中和郭升比喻为关胜和呼延灼，不过这话肯定是不能当着崇祯的面说的，他们是关胜和呼延灼，那崇祯就是宋徽宗了？正好这里是开封，天下有四大寇，北边有金兵，都对得上。
“趁虏与贼攻战之际，我军诈作援虏，实则掩其后，若能破虏，则可因直隶平野之便，先于贼克复京师，所俘虏兵，可为夷丁突骑。朝廷威望复振，届时封四贼为王，却把安、庐封与献贼，浙北封与闯贼，挑动四贼不和。朝廷据幽燕而控鲁豫，重整兵马，当可徐徐图之。”
袁继咸的谋略其实可操作性也不强，四大反王和清军决战的时候，哪那么容易就让明军捡了漏，还俘虏大批清军，这得多好的运气？袁继咸的计划，需要大明朝每一步都运气爆棚，所有人都老老实实按他的计划走才行。
但这毕竟也是个正常人能想得出的主意，至少比借虏平寇和放弃华北正常多了。
崇祯对袁继咸的话是一句也听不进去，不过他和杨嗣昌一起历尽千辛万苦逃出贼营回归朝廷，也不好驳斥他，随口应付几句，就打发他出去了，又开始问杨嗣昌：“卿家乡陷贼之后，可有消息？”
杨嗣昌答道：“族人星散，多为贼流放琼州，妻儿为贼所拘，现在武昌，家乡只余些远亲，家中田亩皆为刁民无赖瓜分，祖宅已改作闯贼军学之所，唯祠堂坟茔尚安，然乏人照料，日益破败。”
袁继咸是江西袁州人，他家也“陷贼”了，但崇祯压根没想起来这事。
崇祯着重问了问李自成和张献忠在南方均田的事情。杨嗣昌这个人问题不少，但还是个能做实事的，比那些不知兵从何招、饷从何来的书呆子强得多，他靠着道听途说和逃亡时的见闻，把闯西二营的土地政策也说明白了六七成，还加了一点自己的见解。
杨嗣昌对于均田的弊端还是看得比较准的。比如说会有地痞流氓趁机冒领土地；在分配无主地时，主管官员会给闯军家属，尤其是和自己亲近的战友的家属分好地，给一般流民分薄地；清丈田亩时，会有很多欺上瞒下的现象。这都是均田过程中实际存在的问题。
但杨嗣昌也不得不承认，闯军丈田的效率还是比大明高，舞弊当然有，却也没有五千亩地瞪眼报五百亩的事。而且均田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耕者有其田不仅是农民起义者的梦想，同样也是儒家的终极理想之一。崇祯年间，有不少大臣提出过均田限田的主张，当然，崇祯一条都没采纳，因为都是随便一看就知道是扯淡的办法。
比如说，将一户人家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定为一千石（可能是日本来的穿越者），多的就要没收。就连崇祯也能一眼看出，这种政策要是真有人敢推行，肯定是官不聊生加民不聊生。
再比如，按照官阶限制占田，一品官可以占十顷田、一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