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只有接受这来之不易的和平。若是想继续公平竞争，将剩勇追穷寇，干脆把劳片门公司直接干趴下。那么，几天后，可能工厂就要被英国舰队炮击了。旧中国政府呢，在准备赔款割地的和平协议啊。多多赔款，帝国主义可以多返回我们一些回扣，也许还能再多建一两个北大。
中国在流血！
勇利碱厂经历的困难还有很多，比如各方势力层出不穷、无奇不有的苛捐杂税；比如一直要忙着帮军阀运兵打内战的物料运输渠道；比如因为金融混乱而狂飙突进的企业融资利息……太难了！
众人也是只能大声感慨而已。
话题转到了《大公报》主编王雨生。和勇利碱厂一样，《大公报》也是“天津三宝”之一，另外还有一宝是天津南开大学。可惜这天津三宝之一南开大学的二宝：冯翔和高开天没有到场。不然的话，今天这一桌就凑齐天津三宝了。
《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是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媒体。因为其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而闻名。蒋校长和我党未来的伟大领袖都非常重视《大公报》的报道。
《大公报》有著名的“四不”原则。不党、不私、不卖、不盲。不党，指的是以中国公民的维度发表意见，不带成见和背景；不私，指报纸向全国人民开放，是公众的喉舌而不为任何私人服务；不卖，指声明言论不能拿来交易，不接受政治献金，也不接受政治方面入股；不盲，是指不人云亦云，也不会在事实没有明确之前妄加评论，以追求事实真相为责任。
王雨生是自学成才的奇人。他说自己进《大公报》之前，就已经确立自己要做一个彻底的新闻人。
王雨生笑道：“既然选择走这条路，只有坚持独立的人格，才有与之对应的独立发言权，才有说真话的资格。才能放胆批评国民党。还有，我从来都坚持对两党一视同仁。”
这确实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一种好选择。当然，这也绝对不是唯一的好选择。在国家、民族危在旦夕的时刻，总是有无数的英雄个人，愿意付出任何牺牲。
天津处于中日之争的第一线，现在已经有半截身子被日本人咬在嘴里。所以不管这五位对红党的态度如何，对日本人的满腔仇恨一定是相同的。同时，这五位的学识、经历、眼界、谈吐等都为上乘。众人谈得尽兴，喝了个一醉方休，颇有些“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意思。
对于我们可乐而言，这次聚会让他结识了范旭初这位优秀的企业家，以及更为重要的《大公报》的卓越主编王雨生。这将对他未来的轨迹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