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了这个情报，他说不定会打起这个海洛因工厂的主意。
在这个海洛因工厂建成之前，天津就已经是日本人最大的海洛因生产和经营基地了，天津日租界的日侨约有六七成从事毒品业！这也是近一年多才发生的事情，德国人同样不知情。所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付可乐，他不知道他计划在天津开展的反鸦片行动，必将激起日本人的强烈反弹。
在毒品问题上，日本人还伪善地提出“渐禁”和所谓“人道主义”两策。“渐禁”指向整体大局，“人道主义”指向个体吸毒者，两者本质上的目的相同，都是通过假装同情上瘾者戒毒时候的巨大痛苦，当作不肯彻底完全禁毒的借口，从而降低占领区人民的反抗意志，减小国际舆论的压力。
另外一方面，既然是“渐禁”，当然是有些先禁，有些后禁，这就可以拿来打击其他经营毒品的势力。以“渐禁”名义出台各种法规，对罂粟栽培、鸦片及其吸食器具的制造、贩卖、持有、授受均极力推行专卖政策，并最终达到垄断的目的。
但不管怎么说，“渐禁”毕竟也是要禁，所以日本人就没办法对反鸦片的行动采取正面军事打击，在外交舆论上也很难有什么强力的应对方案。这样一来，日本人手里的选择项就少多了。
次日，得到了付可乐充裕的资金支持，霍冬阁迅速开始精武体育协会的筹办。租用场地、装修房屋、添加设备、购置物品，和妻子、侄子一起忙得不亦乐乎。
《大公报》在精武体育协会的筹办阶段就开始跟进采访和报道，为之后的活动的进行预热。对这类事件如此处理，对《大公报》也是比较新鲜的做法。
天津站的两位南开大学毕业生，冯翔和高开天负责联络南开大学的学生，成立南开剧社，并着手写剧本，随后开始排练。为了支持他们完成这一项工作，付可乐特意聘用了冬佳尔教授到天津来指导学生。
医疗救护戒毒所由付洗砚和王智祥一起负责筹办。王智祥向戴处长递交了一份报告，内容是：复兴社特务处南京站，为了响应蒋校长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让人民改头换面，将在联合民间医疗人士，自筹资金兴办医疗救护戒毒所。戴处长虽然对戒毒所没有多大的兴趣，可也没反对。戴处长是知道王智祥始终还摆脱不了作为医生的惯性，何况这件事情还借了蒋校长的名义。
就这样，付可乐计划中的各个方面，都在有条不紊地向前推动。
数日后的一个上午，付可乐在霍冬阁在新装修布置完毕的天津精武体育协会交谈。由于前天《大公报》对于筹备中的天津精武体育协会做了简要的报道，这两天，已经有读者中的一些武术界同行和武术爱好者找上门来了。同行大多是来比武的，爱好者则是来拜师的。对前者，霍冬阁表示不久即将举办武术健身锦标赛，到时候再比。对后者，霍冬阁叫他们先记下名字来，到时候会经过统一考核，择优录取。
霍冬阁今天就是要和付可乐把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