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压，连市长也未幸免，随身带去的步话机、录像机全部被没收。
9月27日是星期天，上级部门无人值班，因而纠纷到了第二天方告解决。
事后，相关丝厂向上级作了专题报告。
1987年10月6日《浙省日报》以头条新闻作了报道，查明主要对方是德青县雷甸乡雷丰丝厂，并作出了厂长撤职和把抢购的蚕茧送回原地的处理。
但是这批鲜茧已变成出血茧和软茧，双方损失最少达500万元以上，这位厂长说：“真是上了一堂市场经济的大课哈，然而，这还不是最典型的。”
所谓茧贩，这位厂长说：“沪海人处在丝绸行业的后道工序，在历史上有余茧商其人，恐怕没几人知道今日的茧贩吧？”
于是他介绍了如下情况，原来今日的茧贩大多在白天有固定职业，很多人还是乡里镇上和供销社的工作人员，但不参加茧站工作。
晚上，则挨门串户带了现钞向农民收茧或预购蚕茧，然后每担加100元卖给茧站，一晚可赚一千多元或几千元，也有卖给邻省邻县二道贩子的，最后都归到乡镇丝厂。
这些厂有银行贷款，还经市县上级点过头，所以很有实力。
当时一些乡镇办的经营服务公司，村乡贸易货栈，甚至文化活动站也参加这一行列，插手抢购蚕茧。此外还有一批个体茧贩，其中包括见过报的卖棒冰的小贩和闲散人员，禾城一地就有300多人。
他们有的受几户农民联合委托，抢购自缫生丝所需原料，有的则是现买现卖，跑个腿，赚个价格差，一天捞几百元到上千元，他们人数不多，资金也小。
能量大的是若干高价购茧场所，他们贴出大张海报，用高音喇叭，有宣传招揽人员，他们随时用步话机向“上级”报告邻近茧站价位变化趋势，按“上级”指示采取对应措施。
他们在多头收茧的现实中，使国营丝厂的自设茧站和供销社开设的收茧站黯然无光。
如1988年春，霅溪市千金乡的三个最大的国家茧站千金、城塘、金城拥有200多名收茧人员，开秤五天共收蚕茧176市斤，人均收茧量不到一斤；霅溪城郊两区设有74个茧站，都受到茧贩冲击，其中芙蓉、溪西等茧站还发生殴斗，茧站上的电灯泡全部打光，一位收茧人员说：“明年要戴个钢盔来收茧了”。
伊桥乡的乡长说：“我乡一年有500个中学生毕业，都不愿到地头上去，本地有茧子，就开丝厂，一人一年1500元工资就有地方支出。手中有茧，开工无问题，只要一吨厂丝能买18万元，方针是多收为上。”
今年6月19日《解放日报》上在“如何避免蚕茧大战”的报道中指出：今日之茧农与茅盾笔下的老通宝不可同日而语，庙行乡更楼巷村20多岁的茧农沈毛新的好茧卖到600元价格，记者问他“可满意？”
他笑笑说：“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