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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是明朝的嘉靖皇帝，大名鼎鼎的“大礼议”，一次便是和这一次类似的仁宗继任者发起的，前世的情况和今生虽然有所区别，但过程都一样。
这两次虽然都是皇考皇伯称呼上的区别，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相同是，两次皇考之争，其实并非仅仅是简简单单的称呼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争权，争夺朝堂的控制权。
不同之处就多了，嘉靖皇帝当初是和内阁争权，借此机会把旧臣权臣贬出朝局，增加皇权的影响力，这一次，是官家和太后的争斗，关系到官家亲政，甚至亲政后有多大的自主权，什么皇考皇伯之争，其实不过引子罢了。
尤其是这一次，官家从继位的时候，这件事就不应该有任何争议，当初先帝传位官家，写下的立嗣诏书，可是明明白白的写着，立官家为皇太子，官家既然接受这个说法，那就是承认了先帝为自己的父亲，以及从小宗过继到大宗这个说法，即为皇太子，那自然是认先帝为皇考，这是无可辩驳的真相。
想比而言，明朝的嘉靖皇帝，就比官家硬气多了，当年嘉靖皇帝抵京师，止于郊外。当时朝廷官员就有关于以什么礼仪迎接兴献王世子朱厚熜的争论。礼部尚书毛澄根据杨廷和的授意，定议以皇太子即位的仪式。但是还没继位的嘉靖皇帝就是不肯进城，他来京都，是继承皇统的，而非继承皇嗣，在继位的时候就打下了基础，是内阁捏着鼻子认下了，诏书上也写的是奉皇兄遗命入奉宗祧，这和官家继位的立嗣诏书乃是天壤之别，嘉靖皇帝是在郊外受笺之后，再行进的京城。
甚至于当时大礼议还没爆发之前，嘉靖皇帝为了明确这个立场，要以皇太后之礼迎接生母进京，甚至说出了愿意辞去帝位，奉母返回安陆继续当王爷这样种话，态度之坚决，可不同于官家前后态度不一致。
想比而言，官家在接受立嗣诏书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继位之初，更没有提出加封太上皇甚至皇太后这种说法，只在自己掌握朝局，朝中诸相在韩章的努力下，纷纷成了他的人之后，却又推翻之前的既成事实，这乃是令人所不齿的。
还有，嘉靖皇帝敢说自己愿意放弃帝位，官家敢吗，他自然是不敢的，当初先帝立他为嗣，并非是因为非他不可，一来是他恰逢其会，二来当初离汴京近的宗室，年纪，能力差不多的只有他。
要说比他更适合的，大宋藩王之中还有几个，比他和先帝的血缘更为亲近，甚至更加年富力强，比如蜀王，名声虽然不好，但是能力，威望，比当初仅仅为一个团练使的官家，不知道要合适多少倍，可惜蜀道难且路途遥远，逆王谋反的情况下，时间紧迫才选了他。
而在逆王伏诛之后，先帝有的是机会令立嗣子，换皇帝天下动荡，换一个还没确定的太子，恐怕影响没多大，就算官家有顾廷烨这个亲信拉拢禁军，没有先帝手谕，啥也不是。
而盛长槐这个提议，官家万万是不敢承认的，至于自首什么的，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