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局势的积极措施。政府将极少数的着名民族主义者录用为高级官吏，但这种措施反而引起了大多数民族主义者的反感。总之，在爪哇多少有些意义的荷兰的抗日第五纵队活动，仅仅是出于利用阿米尔·沙里夫丁。但尚未对日本带来任何实质上的打
击之前便被镇压了。
（2）其次，在战前印尼的民族主义者之间，可以说对日本表示了较大的好感。在印
尼，并没有越南的东游运动或菲律宾革命的部分领导人所具有的那些与日本之间的具体关
系及由此产生的挫折经历。另一方面，日俄战争以后，许多人认为要将日本作为亚洲近代
化的模式加以积极的评价。
这种亲日感情即使经历了日本的台湾、朝鲜的殖民统治或日中战争，也没有从根本上
改变，不如说部分主要政党大印尼党（parindra）等有着很强的利用日本南进对荷兰施加
压力的战术。从结果来看，在分析日本对外政策本质时抱着某种“乐观”情绪，缺乏将日
本的南进作为新的殖民主义来把握的观点。
（3）这一点与下列这种情况也有很深的关系，即：哈达、沙赫利尔等持西欧社会主
义观点的知识分子——政治领导人在流放中，或共产党被定为非法组织，大部分旧党员没
有机会在国内从事政治活动。
（4）从社会经济方面来看，在战前，急进的农民运动趋于活跃的机会相对较小。当
然，荷兰当局极度警惕农村地区的政治化，而在印尼全国，如菲律宾、越南等所看到的那
样，农村社会的阶级分裂并不太严重，可以说这些都是难以组织急进的政治运动的原因。
（5）在马来亚等，站在抗日运动前列的是对日本的中国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华人。但
是，在印尼，华人人口很少（约占3.5％），而且侨生占有优势，再者战前荷兰又很警惕本
国殖民地内华人政治活动的高涨，因此华人的排斥日货运动未能转化为政治上的反日游击
运动。
（6）最后可以指出，在民众运动中能够使积极的反日形势高涨的要素很少，这一点
与（2）有关。特别是在爪哇，民众之间朴素的亲日感情及日方各种各样的“舆论工作”
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西加里曼丹社会与日本军政
庞提纳克事件的最大特点是，事件本身在以反日起义的形式爆发之前便被日军封杀
了。进一步说，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日本治安当局（海军特别警察队）在知道有起义
计划的前提下，对可疑分子采取了预防性镇压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