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因为他们也是下一级分配的来源。
可在组织本身没有进行大变革的情况下，这种挖墙脚的事儿是免不了的，不分官还是吏，都一个德行。‘混’淆士大夫与胥吏的界限，其实就是打破原有的分配格局，将组织改造为效率型的组织，此时需要跟随变革的，不仅仅是一时一事，比如说吏员的待遇和监督，而是整个社会的运行逻辑。要成功，所‘花’费的代价就是一场变革，或者是经济上的，或者是政治上的。否则，这些效率无处释放，就只能是秦朝强盛而亡的结局。
“陛下，重归江南后，时事更迭，有人便‘欲’重提旧事，恢复旧制。”见小皇帝已然明白其中的根源，徐宗仁轻叹口气道。
“徐尚书，你是三朝老臣，通晓先朝之事，以为用当年王相之制不好吗？”赵昺探探身子问道。
“陛下，臣以为王相之制虽不能彻底清除顽疴，却也能清除官场弊端，澄清吏治。”徐宗仁面目严肃地言道。
“胥吏之弊在于吏强官弱，官无所为！”赵昺言道。他对于本朝吏治**成什么样子没有见过，但是耳闻极多，从几位先生的授业至朝臣的表述中可谓不绝于耳，却少有人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其实他以为胥吏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他们虽在官府当差，却仍是“庶人”，处处要受到官的监督与制约，且俸禄微薄甚至无禄；而作为庶人，他们原本家境并不甚富裕，难免会受到地方豪强的欺压。因此，胥吏特别是地方官府内的‘奸’猾之吏，往往是上献媚于官员以求得庇护、下勾结地方势力以获取更大的利益。
官僚士大夫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对胥吏的不法行为大加指责，片面夸大胥吏的消极影响，而忽视他们在国家政治中的积极作用，社会上看他们更是“以奴隶使之，以盗贼待之”，身份之贱与娼妓、奴仆为伍，偏偏他们又掌握着社会管理的实权，到了节骨眼上，反倒能一言决人生死。
赵昺以为这是不公允的。吏强官弱是由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就政治因素而言，宋朝建立于五代战‘乱’之后，宋代统治者为有效地巩固自己的统治，把权力集于一身，使中央各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相互牵制，上下级之间相互制约，事事都放心不下，社会各方面诸多问题都要取旨于皇朝，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政策措施的复杂多变。
宋代的吏人数量的增加、队伍的庞大是其势力增加的直接原因。吏额繁冗不仅造‘成’人浮于事、行政效率低下，由于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和官僚政治的膨胀，作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在政治舞台上显得更为活跃。且也使之易于营党植‘私’，形成集团势力维护其在政治上的地位。因为从根本上说，多变复杂的官僚政治运行机制造成了吏胥队伍的庞大。
“陛下一语中的，官惧吏由来已久。他们对属下胥吏是瞧之不起，却又颇为依赖，言之又怕又恨亦不为过。”徐宗仁对于小皇帝的总结十分赞成，笑着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