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皇帝并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亲自主持正祭。因为亲祀所需的高额花费迫使其不敢去！总而言之就一句话都是缺钱闹得。
对于皇帝亲祀其实不止是弄点贡品，御驾亲往拜祭，花点小钱那么简单，其实还有三件事要做：一者郊而四赦；二者荫子；三者亲祀赏赉。
赵对于‘四赦’还是知道的，一为常赦，其赦免范围为除十恶、斗杀、劫杀、谋杀并为己杀人者，及放火、官典犯正枉法赃至死不赦外，其余罪咸赦除之；；二为大赦，凡大赦及天下，释杂犯死罪以下。甚则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三为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别京，或畿内；四为德音，则死及流罪降等、馀罪释之，间亦释流罪。
在这个问题上，赵以为郊而肆赦的主要功能还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其实换个角度看，大面积的实施赦免也反映出阶级矛盾的空前激化。因为宋朝一直实施重税，进而造成为数众多的、已丧失偿还能力的农民、商人、中小地主，使得他们因此成为罪犯。
而如此不仅使得阶级矛盾激化，且丧失了民心，失去统治基础。而为了缓和这种日益尖锐的矛盾，除去赦免之外，是别无它法的，进而也给丧失生产能力的人以喘息再生的机会。且把这置于亲祀的场合，无疑又直接表现着天子的慈悲，还能为皇帝涂脂抹粉。
荫子则实际上就是一种变态的世袭制，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处处都可以找到影子的。但把它作为亲祀制度的政治附加，亲祀荫子在宋代已有一个本质的变化。这是优待以士大夫为主的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在亲祀制度中的反映，也是封建特权思想在亲祀制度中的反映。
不过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宋人一般都赞同有所限制，而不像在“郊而肆赦”的看法上存有明显的对立。即使荫子也是造成冗官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官僚阶层才是这项制度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自然不会有人真心的去反对，否则便会受到群而攻之。
至于亲祀赏赉则是赏赐军队官兵。此属于起于唐朝的‘旧例’，但赏赐的范围有限，仅为卫队和仪仗队。不过到了五代时期赏军的范围就大为扩大了。在赵看来其实可以视作皇帝和军队交换特权的一个政治条件，而宋朝之所以还要继续维持这项制度，他以为纯粹是太祖赵匡胤篡权夺位后留下的心病。
实际上，正是五代连绵不断、此伏彼起的兵变，给赵匡胤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而他代周立宋也是在五代以来长期战乱局面以后建立起来的，使得其在亲祀赏军问题上形成这种欲行不忍、欲罢不能的窘迫局面，但也渐渐固化，形成了制度，也成为皇帝亲祀的主要政治内容。
赏军花费巨大，也就导致南渡以后，当郊祀之年，因为赀用不足不得不权停郊祀，只享明堂。有人便会想皇帝是不是傻啊，改用朝廷的名义进行不就可以将花费转移出去了吗？但是赵却会说，你才傻呢！其实在他看来作为宗教活动的祭祀，其实发展到此刻性质已经发生了异变，原来作为宗教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