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斟上茶沉声道。
“嗯，先生教训的是，这些日子朕是有些急躁了！”赵昺觉得自己就是贱，老头儿一变脸他就心虚了，老实的承认了错误。
“臣知道陛下的心意，但是此事是急不来的，且即便凭着刀枪威胁压服，也难以让人心服，旦有机会他们便卷土重来未可知。”应节严言道，“另陛下所行之事不仅牵涉甚广，又涉及祖宗家法，岂是一朝一夕所能尽数改变的。”
“那先生以为当下最要紧的事情是什么事？”赵昺想想也是，三百年的规矩早已刻入骨髓，在思想中根深蒂固，尤其是那些既得利益者，又怎能轻易的屈服，他拱拱手向老头儿请教道。
“臣以为当下以为最重要的事情是国是、编敕和科举三事，其次是兵事！”应节严略一沉‘吟’道，“国是定，然后设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谋，下无趋向之‘惑’，天下事不难举也；编敕修订法典，天下人共遵之；科举，可选天下人才为陛下所用。如这三事毕，则人心定，天下稳，陛下自可远图。”
“先生所言甚是，但是朕觉得要完成三事，少者要三年，多则五年才可初建成效。朕觉的时日太久，可否借用秦制，套用商鞅之法呢？”赵昺琢磨了下，试着问道。
其实在收复江南之初，赵昺也是想与众臣举行公议，商讨国是，定下远期的战略目标和近期的发展规划。通过编敕来打破祖宗家法的桎梏，并借此进行政体改革，构建新的战争体制。至于科举当然也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以广泛吸收人才，完成新老‘交’替。此刻他觉得老头儿之意是要实施‘法治’，以此为据构建新的政治结构，而他觉得秦制是由法家主导的，且在战争动员和执行力上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因而借机提出自己的想法。
“陛下万万不可，秦制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非是立国之道。而商鞅之法看似可富国强兵，却是亡国之法，亦是秦二世而亡之根源……”应节严一听就急了，连连摆手道，进而对其展开了说教。
赵昺起初不知道老头儿为何会如此‘激’动，但是细听下来却也不无道理，其意大概就是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全民皆兵在特殊时期是一件给力的事，因为战争动员能力强，战争效率高，国家体制都是面向战争的，一切财富、阶层都是为战争服务的，这样的国家在‘交’战中是无坚不摧的，它只能是赢家，因为它把全部都压在战争上，输不得，也输不起。
按照赵昺的理解就是如果输了，便像战败的日本一样，会空降一个管理ceo来个拆卸，将军国主义的零件拆完，按照“和平的意愿”重组一个正常的国家。如果赢了，那弊端同样大了，因为战时体制势必要向和平体制转化，而战时被隐藏的矛盾，真正的阶层之间利益的博弈，在战争结束的那一刻，就要爆发出来。
所以说秦国政体本质就是军国主义国家，它就是为战争而生的，秦国之所以能迅速崛起为令六国闻风丧胆的力量，一看就秦军黑‘色’的衣服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