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变法期间，司马光和王安石斗得很激烈。司马光给王安石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击王安石变法的习惯用语。“新进”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贬称。
苏轼曾在上奏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中表露了对新法的不满。又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如果任由苏轼的诗词传播，对新政的推行确实很不利。
当然单凭《湖州谢上表》里的一两句话自然是不够的。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苏轼道：“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苏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就说是‘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就说是‘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说是‘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又说‘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他里面提到例子，“赢得”两句及“岂是”两句出自的《山村五绝》；“东海”两句出自《八月十五日看潮》；“读书”两句出自《戏子由》。这些确实是苏轼所写，被认为是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
接着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也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把苏轼斩首。李定还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轼极刑，他说道：“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接着说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心中不满之下，于是讥讪权要。再次，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轼拒不从命。虽然苏轼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察，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
苏轼的好友驸马王诜，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去给在南京当官的苏辙送信。苏辙得知，立刻派人去告诉苏轼。朝廷派出的钦差皇甫遵同时出发，但是苏辙的人先到。苏轼知道消息，立即请假，由通判祖无颇权摄州事。皇甫遵到的时候，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团，不知有什么事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