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千人自随，其馀一无所问。四年，拜宠征东将军。其冬，孙权扬声欲至合肥，宠表召兗、豫诸军，皆集。贼寻退还，被诏罢兵。宠以为今贼大举而还，非本意也，此必欲伪退以罢吾兵，而倒还乘虚，掩不备也，表不罢兵。后十馀日，权果更来，到合肥城，不克而还。其明年，吴将孙布遣人诣扬州求降，辞云：「道远不能自致，乞兵见迎。」刺史王凌腾布书，请兵马迎之。宠以为必诈，不与兵，而为凌作报书曰：「知识邪正，欲避祸就顺，去暴归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计兵少则不足相卫，多则事必远闻。且先密计以成本志，临时节度其宜。」宠会被书当入朝，敕留府长史：「若凌欲往迎，勿与兵也。」凌於后索兵不得，乃单遣一督将步骑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击，督将迸走，死伤过半。初，宠与凌共事不平，凌支党毁宠疲老悖谬，故明帝召之。既至，体气康强，见而遣还。世语
曰：王凌表宠年过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将召宠，给事中郭谋曰：「宠为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馀年，有勋方岳。及镇淮南，吴人惮之。若不如所表，将为所闚。可令还朝，问以方事以察之。」帝从之。宠既至，进见，饮酒至一石不乱。帝慰劳之，遣还。宠屡表求留，诏报曰：「昔廉颇强食，马援据鞍，今君未老而自谓已老，何与廉、马之相背邪？其思安边境，惠此中国。」
明年，吴将陆逊向庐江，论者以为宜速赴之。宠曰：「庐江虽小，将劲兵精，守则经时。又贼舍船二百里来，后尾空县，尚欲诱致，今宜听其遂进，但恐走不可及耳。」整军趋杨宜口。贼闻大兵东下，即夜遁。时权岁有来计。青龙元年，宠上疏曰：「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远寿春，贼攻围之，得据水为势；官兵救之，当先破贼大辈，然后围乃得解。贼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难，宜移城内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险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为引贼平地而掎其归路，於计为便。」护军将军蒋济议，以为：「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贼烟火而坏城，此为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无限，必以淮北为守。」帝未许。宠重表曰：「孙子言，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骄之以利，示之以慑。此为形实不必相应也。又曰'善动敌者形之'。今贼未至而移城卻内，此所谓形而诱之也。引贼远水，择利而动，举得於外，则福生於内矣。」尚书赵咨以宠策为长，诏遂报听。其年，权自出，欲围新城，以其远水，积二十日不敢下船。宠谓诸将曰：「权得吾移城，必於其众中有自大之言，今大举来欲要一切之功，虽不敢至，必当上岸耀兵以示有馀。」乃潜遣步骑六千，伏肥城隐处以待之。权果上岸耀兵，宠伏军卒起击之，斩首数百，或有赴水死者。明年，权自将号十万，至合肥新城。宠驰往赴，募壮士数十人，折松为炬，灌以麻油，从上风放火，烧贼攻具，射杀权弟子孙泰。贼於是引退。三年春，权遣兵数千家佃於江北。至八月，宠以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卫兵去城远者数百里，可掩击也。遣长吏督三军循江东下，摧破诸屯，焚烧谷物而还。诏美之，因以所获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