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首相当虑百年事”的基调之后，他就在政务院内部工作会议上，学习了全旭用数据调查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
首先就是借助皇家学院的资料和人力，进行了从秦朝到大明朝逾一千七百余年间，山西、陕西、河洛地区共出现一千两百多次旱年。
但是，大规模旱灾，共计十三次，而黄河溢口、漫决、改道之灾，近四百年，要远较陈宋朝以前为频。
经过这次数据和资料的对比发现，随着这三四百年以来，旱涝灾害自然灾害的频率比宋朝之前增加了三倍有余。
大明从来不缺乏聪明人，在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沈明泽等内阁大阁开始连续坐阵京城的皇家学院，针对这个问题邀请学者和教授进行讨论。
这次学术性的讨论，还有外籍人士加入，分别是参与过徐光启修撰《崇祯历法》的汤若望、龙华民（意大利人），罗雅谷（葡萄牙人）、邓玉函（瑞士人）等人。当然，更多的则是来自大明各地的学者，以及专业人士。
数据是不会骗人的，中国的历朝历代，皆设太史。西周、春秋时太史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为朝廷大臣。
太史会记录下来各种史料，就是因为这种史料的存在，可以更好的了解西周以至秦汉以来，历朝历代的情况。
根据这些史料发现，黄河改道、变迁甚至、溢口、漫堤与北方旱灾都提高了将近三倍，另外是一个问题是关中地区。
就像西安城，也就是长安，有的历史说是十七朝古都，有的则认为是十三都，有的则认为是六朝。各种观点，其实说的都是一件事情，断代不清，基本上都勉强可以站得住脚。如果以最客观的角度来说，长安就是六朝古都。
为什么在唐朝以后，长安就不再被当作国都了呢？
就这个问题，以及气候变化，这种种事，与关洛地区耕地过度开发、林草锐减有直接关系。世人并不缺乏远见者，西北地区生态恶化的问题，也不是今天才发现。
就像后世，只要是自驾车经过函谷关和潼关，就难以理解，为什么秦国可以以函谷关以拒东方六国百万大军？
函谷关的所谓涵道确实狭窄，可是两侧的山顶都可以通行？难道关东六国就不知道从山上绕行？同样的问题，当时函谷关两侧是桑稠塬，生长着天然桑树林，几乎寸步难行。
可惜，到了唐末那里的桑树已经被砍伐殆尽了。
经过这一些的变化，大明的皇家学院开设了新的研究课题，如《论关洛水旱事》，另外《灾害与环境》。
就是这几年在鼎新朝旱灾减少，因为全旭废除了天人感应的理论，不再需要用神化自己，在漠南漠北，游牧民族消失之后，其实也不算是消失，主要是改变了他们逐草而居的生活习性。
中国历朝历代，能够控制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