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沈家马帮的队伍，带着张三丰和白唐玉儿，已经来到了高昌地界。
这高昌可是历史悠久，早在唐朝时候就非常的出名。
乃是连同西域，终于还有乌斯藏高原的一个交汇要冲之地，名副其实的地区性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
要不然佛宝国师也不会将禅座定在这里的。
而且作为茶马古道的其中一个终点站。
高昌往来的商队也是多不胜数，等走到城门口的时候。
除了往来的汉人和乌斯藏商队之外，朱启也看到了许多西域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商队。
光是看到如此多的商队，朱启仿佛就看到了茫茫多的税收。
这光是收关税，都要收到钱包爆炸了。
但可惜的是，中国古代的关税，那是极其不规范的。
主要原因，就是关税和普通老百姓们教的税务是计算在一起的，或者说，叫做商税更加贴切一点。
古代的商税非常的简单，明朝洪武年间，只有一个货税。
就是不论是你是大明百姓，还是外来的商队，只要你的货物超过一定的价值，就三十抽一的交税。
然后就没了。
而就是如此低廉的商税，大部分时候，一大半都会落入地方官员的口袋，剩余的一大半，则是商队背后的既得利益者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给规避掉。
比如说，臭名昭著的功名在身不用交税的规矩。
再加上税务机关的职能混乱，户部官员专业水平堪忧等等种种原因加在一起。
古代的税务，一直都只能靠农税，也就是这个原因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那些说中国古代只能收农税，不能靠商业收税，因为中国是彻头彻尾的农业国家，那真的就是放屁了。
根据史料记载，在开辟新大陆航线之前，中国历朝历代的商业活动，占据到全世界商业活动份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还多。
宋朝时候，甚至占据到了70%以上。
也就是说，新航线之前，世界上每完成两起大宗商品的交易，有一起就发生在中国，或者说和中国有直接联系。
世界的经济中心，一直都在东方。
即便是新大陆开辟以后，在鸦片战争轰开国门之前，这个份额都保持在百分之三十。
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可以反驳这个观念。
那就是清朝经历了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为了让清朝能够有足够的钱归还债务，便派遣了一个叫做赫德的人，来指导清朝收取关税。
历史记载，直到乾隆五十九年，也就是1794年时候，海关国库收入才只有可怜巴巴的400万两。
而在英国人指导以后，国库海关收入呈现指数级的增长，占到了晚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