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小落后、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几点，相对鸦片战争时的清朝而言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对现代文明规则毫无尊重接纳之意，对外国仍视其为“亡我之心不死”。对本国的理解也停留在“天道无常，时势更易”的水准。林义哲等一群人，正是因为深刻的了解这一点，才有了后来中国国运的根本性转变。
在《北京专约》签订完毕之后，各国公使纷纷前来总理衙门道贺，庆祝“中国和日本之间恢复了和平”，总理衙门一时间格外的热闹。
在条约签订完毕，林义哲的“全权”便被收回，这一日谕旨下达，免去了林义哲“全权头等交涉大臣”一职，改为“台湾事务大臣，总理衙门行走”，并加太子少保衔，并未授予他另外的职务，林义哲当然明白这当中的奥妙，是以在郭嵩焘对此大惑不解甚为不平的时候，并没有解释。
“你这一次要得如此巨款回来，功劳不亚于台湾逐倭，而条约方定，便如此冷落，未免有些过了。”
在贤良寺郭嵩焘的居所，郭嵩焘正和林义哲一边喝茶，一边闲谈。
通过这一阵子的合作应对日本人，郭嵩焘和林义哲已然一见如故，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呵呵，我之前只不过是个小小的船政帮办委员，不过六七年时间，便数迁至此，朝廷恩赏不可谓不厚，我已知足了。”林义哲没有说出慈禧太后在“天地一家春”给他的许诺，而是笑着宽慰郭嵩焘道，“郭公放心，朝廷断然不会就此抛却我等。”
“鲲宇，你可知道，这洋务是出了名的费力不讨好，需要用人的时候，便临时召你我等前来，事毕只怕又要闲置了。何况又有人暗中构陷，你这一次，怕是又不知着了谁的道儿。”郭嵩焘回想起此前的官场经历，叹道。
看到郭嵩焘郁郁的样子，林义哲知道他应该是又想起了当年因左宗棠四道折子连参而被免去广东巡抚一职的故事，只是微微一笑。
熟知中国近代历史的他，当然知道这一段公案。
只是郭嵩焘此刻不会想到，很快，他便会得到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命！
二人正在闲谈，门房来报，称“刘云生”来访。
听到“刘云生”三字，林义哲心中立时变得警惕起来。
对于这个人，他可是相当熟悉的！
对于“刘云生”这个名字，后世之人咋听起来可能会觉得陌生，认为是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人物，但如果把它换成“刘锡鸿”的话，只怕便有很多人知道了。
刘锡鸿原名刘锡仁，字云生，广东省番禺县人。原籍广东新会。。其父以贩鱼为业。其兄刘锡鹏，为道光二十三年恩科举人。刘锡鸿是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著名的“反洋务论”者，是当时中国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于1876年任清朝驻英使馆副使和出使德国大臣。并兼任驻奥匈、荷兰公使。
刘锡鸿从小接受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