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竟然是老朋友王闿运！
郭嵩焘和王闿运同为湖南名士，二人早年相识，成了忘年交，曾多次在一起讨论学术，但自从郭嵩焘热心于洋务之后，坚守“夷夏之防”道德底线的王闿运便走到了郭嵩焘的对立面。
王闿运先是对郭嵩焘大加讥讽，他在《湘绮楼日记》中写道：“闻郭嵩焘刘锡鸿即赴西洋，衔命至英吉利，实以天朝使臣往彼为通事，真志士所不忍言也。”在总理衙门刊刻发行了郭嵩焘的《使西纪程》后，王闿运又发表评论：“……阅《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夸饰。大率颂其富强，为中国所不及。嵩焘自前年被召，即大为清议所贱，去年夷人至长沙，将建天主堂，其乡人以嵩焘主之也，群欲焚其家，值湖南乡试，几至罢考，迨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近传骂筠仙一联云‘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筠仙晚出，负此谤名，湖南至羞与为伍。……阅筠仙海外日记。殆已中洋毒矣！”
而当“在朝”的清流言官们纷纷对郭嵩焘大加弹劾之际，“在野”的王闿运也不甘寂寞，根据从《申报》上得到的传闻，公开发表了对郭嵩焘的抨击。
王闿运开列的郭嵩焘的罪状有：
一。“向英人诋毁时政，谓中国将作印度，将被吞并于英俄”；
二，与英人“尤其亲昵”。“诫相愤争如仇敌”，并“一意媚外，为夷所轻”；
三。效洋人尚右，并曰“我这便是时王之制”；
四，“奏折列入副使名则将钦差二字抹去”；
五，对洋人“过示卑恭以求悦，不复顾念国体”；
六，衣冠举动效法洋人，如学洋人用洋伞、捧戏单、以指击案，奉客用银盘银罐盛糖酪，披洋服，等等，“不以忘本为耻”。
七，令小妾学洋语，四处应酬，败坏中国闺教；
八，与英国外交大臣接晤，“往往闭门密语，不知何所商谍”；
王闿运毛细毕举，一口气列了八大罪状，大有欲置郭嵩焘于死地而后快之势。这八大罪状中，或歪曲事实，如第一、二条；或故意罗织罪名，如第三条；或不懂外交礼数，如第六条；或小题大做，如第七条；或恶意中伤，如第八条。
王闿运所言，实为混淆视听的满纸荒唐言，甚至达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程度，是用心最为险恶的一枝毒箭。王闿运之所以如此，目的无非是为了借机出露头脚，得到朝中大臣的常识，重新出仕为官。而郭嵩焘在得知消息后，立刻便洞悉了王闿运的用心，由此也使郭嵩焘感到王闿运“亦可谓穷极天地之阴毒险贼矣”，王闿运也就成为了郭嵩焘生平最为痛恨之人。
尽管被朝野上下的守旧顽固份子们骂得狗血淋头，但让郭嵩焘感到极大安慰的是，朝廷并没有动摇对他的信任。不久，朝廷便发来了一道慰问的电旨：“……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