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朝邵一峰招了招手。
邵一峰快步上前，附耳过去。
“魏国公站在那边，其他人势必是不会动的。”徐梁低声道：“宣布他的罪状吧。”
邵一峰躬了躬身，从自己捧来的簿册上取过一本，翻开之后却是魏国公全族触犯国法的记录。
其中证据最为详实的并非欺男霸女——以徐家的家势，也的确无须做这种事——而是高利借贷，盘剥小民。
正是这回的江南之行，让徐梁发现了另一个自己长久以来的误区。
因为历史课本的教育，徐梁相信土地兼并以及地主将搜刮来的银两再次投入土地，这才是明朝未能发育出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真的切入这个社会之后，他却发现土地兼并的问题只是国家财政受到损失，百姓其实是获利的——否则也就没人肯诡寄别人名下了。正是因为朝廷正税、赋役的压力比投名诡寄要重太多，才造成了这种非法兼并。
真正影响社会生产发展的却是高利贷。
明朝并没有专门的放贷机构，至于传说中的票号，那是顾炎武和傅山为了反清筹款才发明出来的商业模式。
目前放贷多是声誉显著的大商户和大家族，他们将获取的利润投入贷款市场，以高息收回，本身没有进行生产工具的改造，对生产力没有推动，同时又剥削了其借贷者的再生产能力。
《大明律》规定民间放贷利息不过三分，同时是不论年月，只能一本一利，利息不能计入本金再取利息。而后来富家借贷，多取复利，所谓“利滚利”者。再后来朝廷为了禁止这种复利盘削，规定“不拘年月，利息不得逾本金之半”，但这种缺乏金融控制力的法例显然没能发挥作用。
若有人按照月息三分，也就是百分之三的利率放贷，已经是悲天悯人的大善人了。绝大多数高利贷者都超过了“三分”这个限度，苏州甚至出现过两石本金，而月息就取了一石的超高利率。
而明朝高利贷的普及程度之广，却是从官员到百姓无有不涉及的。这次所有被东厂查出触犯国法的勋戚，无一不在这高利盘削问题上犯有重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