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杜先生在吗？我想去看看他。”
“他在，可能在教室上课吧？你去办公室等他一会儿。”
杜娇姐弟读完高小后，杜昂便把他们接到了开封读书。几年后，杜娇在开封读师范，杜豪接着读高中。开封沦陷前不久，杜昂所在的报馆迁到了郑州，杜娇姐弟也随哥嫂一家去了郑州。
李鼎新义正词严地反驳：“你们从东洋来侵略我们中国，你们才是大土匪！”不久，沟口右京以“土匪”罪名判李鼎新死刑，枪杀于县城南关东南角的沙坑里。
水来急了，他抡起手中的扫帚把砸向一个日本兵的头，那个日本兵登时脑浆迸裂，一命呜呼。旁边的两个日本兵同时开枪，水来摇晃了几下身子就倒在了血泊中。
邓氏去世，吴飞通知附近的财主吊唁。
次日，又有两名日军到老应村去，行至村南岔道口，一名日军去了小应村，一名径直向老应村打麦场上的几位妇女走去，吓得妇女们都往家里跑。日军紧随其中一名妇女追至家中，该妇女的公爹、大哥随也即赶到，与日军扭打起来。关键时刻，赶来一帮年轻人，他们用木棍、农具将日军打死。另一名日军回到老应村后，不见同伴的踪迹，感到情况不对，便回据点报信儿。次日早晨，大批日伪军将老应村围了起来后，把全村人都集中到打麦场上，从早晨到中午，日伪军一直没有逼问出什么，带队的恼羞成怒，抓住一村民，日伪军在一池塘中找到死去日军的尸体后，立刻强逼在场的200多名男村民跳下3米多深的水中寻找枪支，同时又逼迫村民整理死尸。待死尸体抬上车后，日伪军先放火烧了麦场上堆放的麦子（共计2400亩）和全村的民房（共计1300间），接着强行将村民聚集在一起，进行集体屠杀。此时，燃起的冲天烟火，招致10多架飞机飞来低空盘旋，日军见势不妙，慌忙开车逃离，全村村民才侥幸躲过一劫。
支天雷是郾城城内南后街青年，富有正义感，为人正直，办事果断。他听说日军的暴行后，非常气愤地说：“中国人被日本人糟蹋到这般地步，豁出命也得跟他们拼。拼掉一个够本，拼掉两个赚一个，哪能坐当亡国奴？”
1944年6月的一个夜晚，支天雷怀揣一把利斧走出北门，寻找杀敌的机会。途经郾城北关遇一日军卡车正在爬坡，车上只有一个日军端着长枪呆若木鸡，枪上带着寒光闪闪的刺刀。支天雷见车慢敌少，正是为乡亲们报仇的机会，就纵身跃上汽车，举起斧头向日军砍去。日军手足无措，死于非命。驾驶室的司机刚一伸头外探，立刻也被砸得脑浆四溅。后来日军逮捕了支天雷，看他是个小青年，先是毒打威胁，后又利诱，支天雷丝毫不为所动。6月23日，支天雷被押到刑场，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英勇就义。
1941年1月下旬，侵华日军第11军为了打通平汉铁路南段，解除中国军队对信阳日军的威胁，纠集步兵7个师、骑兵1个旅、战车3个团的兵力，在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的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