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1年，经过考古学家长期细致的发掘和解读，两年前在hen省卫辉市一个古墓中发现的竹简，再次用它上面记载的内容轰动了世界。据信，这些竹简的书写年代基本与西晋时所发现，出自魏襄王（一说魏安釐王）姬嗣墓中发现的战国史书系出同源。后来，人们一般把这些2029年发现的竹简，也归在西晋所发现《竹书纪年》中，并把新发现的这个部分称为“下部”。
《竹书纪年》下部除了像上部那样，补全、斧正了诸多夏商至先秦之间很多史料上的空缺和谬误。该部分《竹书纪年》一个重要的作用是，其中一段记载明确指出了hen省偃师市的一处夏代古墓群位置。这个后来被称为“二里头五期”的遗址，距离二里头一至四期距离约11千米。
考古工作者们在里面发现的那些比商代甲骨文更古老的象形文字，明确记录了夏朝诸王与重大事件。这些本身便自称出自夏朝时期的记载，加上现代科学对年代等关键证据的测定，解决了一直困扰着世界史学界有关“夏朝”是否存在的疑惑。至此，对于中国历史中“信史”的长度，又在以往的基础上往前回溯了千余年，到了禹至启的时期。
在中国考古学家们向世界公布《竹书纪年》下部中有关夏朝那些记载时，却有一个重要的部分没有马上向世界发布。因为这些记录的内容，可能对世界历史和科学史造成的影响，可能比证实夏朝本身的存在，更将震动全人类。直至三十多年后，这些研究成果才逐步解密，我们才得以碎片化地看到有关《大梁舆方记》的相关零碎研究笔记。
《大梁舆方记》研究笔记2033年9月7日
这场持续了差不多半年的活动发生在公元前331年的魏国大梁，当时是魏惠王魏嵤执政的第39年，也是他的“惠王后四年”。在那个携“天下之腰”，不可一世的魏国，逐渐转盛而衰的年代，魏惠王四十余年的执政依然“余威尚在”。也许就是在这样的“余威”之下，他召集了当时天下几乎所有的“大佬”，以及诸多未来将成为政治新星的才俊们，到大梁“座谈”，“研究”了半年，并留下了很多语焉不详的记录。
这些“与会”的，被我们后世史书和人们奉为圣贤，和后来叱刹风云的大佬有：
51岁的孙膑，很难想象他回到当时给他造成了那么多苦难的大梁，是什么感觉。当然，孙膑在秦、齐、赵的对其安全承诺下，便有了对惠王大度的资格，而惠王也愿意接受这位孙武传人的这种大度；
64岁的法家慎到，那个时候他“由道入法”的思想体系应该已经日趋完善，进入暮年的他也许多少想回到魏国这个有意思的地方，看看他心中的学说在那个礼乐已经崩坏的年代是否会被后人继续传承下去；
42岁的张仪，刚刚被苏秦“气”到秦国的他，刚刚取得了秦王的信任，也刚刚作出了“不伐赵”的承诺，这次到大梁应该是以个人身份秘密前往的。不过呢，大家都知道，纵横家到这个天下能人汇聚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