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风格；秦国注重情趣和服饰，有着浑厚而清新的音乐和优雅便利的服饰；秦国的官员更是严肃谨慎，官场之上很少有浮夸、不诚实、背信弃义、挥霍浪费的风气；这种风气到了士大夫的身上，士大夫更加严肃，甚至在做公务之时，从来都没有去处理私人的事务，这让秦国的政务处理得精确正确而迅速。
由此而观之，秦国之强盛，能够历经数代而不衰落，是有其制度性的根源的。纵观战国七雄，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其光辉灿烂的过去，但是如同秦国这样，自秦孝公以来，历代君王都励精图治，使得国家不断强盛者却没有。
此时的荀子已经看出了秦国优于东方六国的关键所在，秦国的强大已经不是因为一个人，一种或者多种武器，也不是因为其英明的君王，而是因为它建立了远远处于时代前列的社会制度。
秦国率先完成了封建制度的改革，先进的制度带来的是更加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效率，这种效率更通过人才的导引，被迅速地融入了国家机器的运行和战争军队的运作中。两者的相互协调使得秦国愈发强大，面对秦国的强势发展，东方六国表现不一：魏国、楚国等国战栗不已；齐国试图与虎谋皮；赵国则想凭借着自己强霸一时的军事实力妄图和秦国一决雌雄。
当时秦国和赵国的军队已经在长平对峙了两年时间，荀子已经看到了战争的结局——赵国必败。
赵国孝成王，并没有如同荀子一样敏锐犀利的眼光和忧国忧民的思想，他依靠着其祖辈父辈打下的江山，不顾赵国山河日下的趋势，整日沉醉在荒诞不经的生活之中。他哪里知道，狼子野心的秦王、雄才大略的范雎以及他们治理下的先进制度所引发的变革必将是天翻地覆的，到时整个战国的局势将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赵国的灭亡是迟早的事。但此时的赵孝成王根本没有将心思放在前方的战事和当下的百姓身上，有甚者，他竟然不管礼仪的制约与一个名叫建信君的男子关系亲密。
《战国策》中曾数次提及建信君：“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但是对于其生卒年，出身地点等却没有详细可考的记载。或许在历史的眼中，此人不过是个笑话，根本不值一提。可以猜测到的是，这个建信君应该是一个美男子，也许廉颇、赵奢、蔺相如等人的接连失宠与其有着关联。
“道不同，不相为谋”，蔺相如等人虽然并非眼高于顶、不可一世之人，但是建信君这样的投机小人，他们是不屑一顾的。赵孝成王把持的是整个赵国的江山，是赵国无数先辈呕心沥血、苦心经营的成果，这里面更有廉颇、蔺相如的血与汗，他们是赵国的臣子，就必须要忠心于自己的国家。哪怕国势日衰，也要为其付出自己的努力，这也许应该叫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一国臣子必须尽的义务。
荀子叹息着，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赵国。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劝诫，让赵国意识到危机的来临。荀子想要把秦国的先进制度介绍到赵国，当然，他不可能直接说赵国的制度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