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得礼仪的士大夫阶层，应该用亲善的行为去拉拢他们；而对待不懂得礼义的庶民，则需要用刑罚来严格的管束他们。
这种两分论的观点是荀子早期的思想，到了后来，荀子经过细致的分析，把人分为了三种，即圣人、中庸和元恶。第一种人能够制作礼义，一旦自己的行为有偏差，不需要别人的提醒和管束便能够自动地矫正自己的行为；而第二种人则只知道被动地接受礼义，一旦懂得礼义也能够约束自己；第三种人是庶民，他们不受礼义的教化，因而野蛮而性格恶劣。当然他们也不是不能够改变，如果庶民的子孙能够学习到礼义，也能够被划分到士大夫阶层。
在这一点上，荀子和孟子的观点也不一样，孟子善于用统治阶级的理义来证明人性本来就是善良的；荀子则是通过庶民不遵循统治阶级维护利益的礼义来证明，人性本来就是恶劣的。荀子认为只有学习礼义，才能够变化人性，转换阶层。
荀子之法从孟子之处一脉相承，只是他也知晓孟子所遇见的困境，因而，荀子认为，这些法应该法后王。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以前法令虽好，却只能适合当时的社会。如果盲目乱用古时的法令，现行的社会制度就会受到破坏。所以当今的大儒应该遵循礼仪制度，轻视一般的诗书，最终在修身齐家之后，实现真正的治国平天下。曾几何时，孔孟之道盛极一时，但是他们的儒学并没有在当时发挥应有的作用。
荀子知道他的观点和政治主张一时难以得到统治者的认可而得以施行。因此，他只能够退而求其次，就赵国最为关心的各国军事力量进行论述。自西向东，赵国最需要面对的就是秦国、魏国和齐国的军队。
首先是秦国。秦国在畜养人民时，采取很“隘穷”的策略，而且还很残酷地役使他们；秦国统治者擅用四种方式——武力、穷困、赏赐、刑罚，来使他们的人民听从国家的统治。
武力可以用来胁迫其人民，穷困可以用来危苦其人民，赏赐可以用来迷惑人民，刑罚可以用来践踏其人民，想要出人头地，做个人上之人，并向上层要求利益，打仗便成了其唯一可行且可靠的出路。秦国的人民很穷困，因此统治者能够趁机奴役人民，一旦有功劳，国家便会给予其赏赐。功劳和赏赐相辅相成，几乎成正比：能够斩取穿盔戴甲的敌国的5个士兵首级的，回来就能够获取5户人家，并奴役他们。虽然这看起来比较残酷，但却是当时很有效的办法，在牢靠地控制人民的同时，还能够防止逃避税赋的事情发生，保证了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行，进而为战争提供可靠的战略储备。由此而观之，秦国自秦孝公以来，在对外战争中，屡次取得胜利不是没有理由的，这里面可是暗含深奥的治国治军的玄机。
自秦国向东，首当其冲的就是魏国。自魏国出现了像吴起这样的奇才之后，魏武卒之名便逐渐声震四海、纵横天下。曾经连西边强大的秦国以及南边桀骜的楚国遇见了魏武卒，也只能退避三舍，由此可见魏武卒的厉害之处。魏武卒的重要特征是力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