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日子，倘或要用百姓生计无着去换得新政的推广，岂非求益反遭损？”
郑国泰立刻道，
“皇上不愿枉杀无辜，自然只能让获利于漕运之人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掣肘。”
朱翊钧道，
“掣肘百姓不算掣肘，这范明出的甚么鬼主意，莫名其妙，别是因为他从前贩运茶叶时受够了漕帮的刁难，于是一得了机会就变着法儿地砸人家的饭碗罢？”
“他是轮船招商局的投资人，倘或朕批准了这个方案，实际操作起来他在暗中瞒着朕使绊子，把本来想站在朕这一边的漕工都赶到朝廷的对立面去了，那朕岂不是有苦说不出？他还是朕找来的晋商，朕就算事后杀了他，那也是打了自己的脸，朕也要面子呐。”
朱翊钧讲这番话的时候当真有些心虚，是那种一个正直的人发现他最终掌控不了“小人”的心虚，这种心虚更严重一点说就是惶恐，是一种名叫“他或她若是生在现代一定比我更优秀比我出色”的惶恐。
何况范明这个睚眦必报的小人确实比他聪明，甚至比他勤奋，比他有远见，唯一的弱势在于范明天然不是皇帝，天然不是穿越者，这种“天然”的弱势差距在封建王朝里可以被放得极大，但是在从大航海跃入近现代的这个过程里可以被无限缩小。
郑国泰不懂朱翊钧那满脑袋的现代人思想，闻言还以为是皇帝在指桑骂槐，忙低眉回道，
“不敢，不敢，这漕运之利的垄断是多方多面的，这范明的意思，实则是用一方之垄断，去牵扯另一方之垄断。”
朱翊钧回道，
“漕帮的垄断在于运输，除了运输之外，这漕运里头还有甚么其他利益方呢？”
郑国泰回道，
“自古漕运必资于造船，而造船必先于办料，既然运输是垄断，造船办料则亦是垄断。”
朱翊钧怔了一怔，道，
“你且继续说。”
郑国泰接着道，
“我朝祖制，漕船船料之造办定额乃‘军三民七’，其中‘军三’由运军办纳，‘民七’来自州县赋税，倘或皇上停了清江分厂的漕船修造，那布政司和地方州县也就不必再收这一项税费了。”
朱翊钧一听，不禁顿时在心里拍案叫绝，这就是让文官集团左右互搏啊，
“不错，地方州县对漕军能百般容忍，除了沿途贩运私货之利，还有一项便是这船料税费的征收。”
晚明漕船的“船料”和一条鞭法之后其他的税费一样，一概折算成白银从百姓手中收取，不过这一项改折是从成化十五年开始变更的，和张居正改革并没有直接联系。
改折的直接原因很简单，就是实物征收对农民而言负担过重，明初时这一项税费具体是摊派到湖广、江西、四川等木材资源丰富省份的农户身上，由农户亲身解运到造船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