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引，合法售盐，由于长途运输耗费巨大﹐商人们为节省运力，索性就在九边买下荒田，雇工耕种，以便就地入仓。
这个方法到了成化年间被频繁奏讨盐引的皇亲贵族们破坏了，于是当时为户部尚书的叶淇改革盐法，令商人以银代米，直接交纳运司，待解入太仓库中后，再分给各边，此举直接致使边地盐商纷纷内迁，商屯粮储顿时大减。
到了嘉靖、隆庆年间，国家财政又出现了新的窟窿，为了弥补九边屯务，朝廷重新在边地推行屯田开中，因此陈蚕和吴惟贤此刻面对的已不再是洪武朝的国有军田，而是与之相去甚远的商屯和民屯。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吴惟贤反对戚家军自耕自种是站得住脚的，他虽然不知道甚么叫“三提五统”和“农民工进城”，但是九边军户的逃亡史已经向他证明了，在国有土地上的个人劳动回报率是极低的，个人劳动成果是要被集中剥夺的，人口流动和私有化进程是不可更改的。
由此可见，假设历史上的戚家军能挺过蓟州之变和浑河血战，小鞑子努尔哈齐在八旗挺进辽沈后宣传汉人和女真人“粮食同吃，分田耕种”的政治口号是绝对迷惑不了人的，倘或国有集体下的平均主义能行得通，那就根本没有戚家军的建立了。
朴素的浙江乡民吴惟贤用他朴实而有力的小农智慧继续道，
“世宗皇帝在的时候，宁夏那儿降了个蒙古人哱拜，听说他原本是蒙古鞑靼部的一个小酋长，不幸得罪了他的部长，父兄都被杀了，这才率领部众归降宁夏官军。”
“后来他屡立战功，朝廷便授予他宁夏卫都指挥使的世职，据闻他在宁夏站稳脚跟之后，手下即豢养了一支‘苍头军’，可以说这个蒙古人哱拜自耕自种的主动意愿是最强的，但是哱拜还是接受了朝廷的封赏薪银，放弃了自力更生耕种屯田，这是为甚么呢？因为他要表达归顺之意嘛。”
“同样的道理，即便南兵的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大公无私，在不属于自己的公田上为了一口吃的卖力耕种，假设产粮颇丰，那朝中定会有人疑心，为何九边之中，唯有南兵能做到自给自足？这其中是不是有甚么不足为外人道的猫腻？”
“即使朝廷没有这样的疑心，九边其他边将心里也不会觉得舒坦，南兵两万多人才来了不到二十年，就把前边两百多年的军户逃亡全给否定了，这不就是在变相地说他们御下无能？皇上要是知道了，一高兴不明就里地就下诏要求重新恢复祖制军屯，那这军饷不是更得无限制地拖欠下去了吗？”
“所以北方人和蒙古人一点也不懒，更不是甚么蠢或者不聪明，他们只是想在朝廷定下的规章之内用最省力的办法获得最大限度的好处，前几个月我读邸报，见到上头说皇上下令命云南巡抚李材在边地试种番薯，戴罪立功，我就想说啊，就九边屯田这种情况，朝廷推广甚么都没用，除非那番薯是把种子丢地里就能自动长出粮食的神物，否则大家还是靠商屯和民屯开荒，靠朝廷拨下来的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