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为主，如此则不能解决财困。
馆陶的《改良邹议》上说的明白，除了‘开源‘还要‘节流’！通过裁汰政府冗员、缩减政府开支；通过严查军队空饷，减少军费开支。根据馆陶测算，如果节流做得好，军政开支至少会每年减少一千万两，国库又怎会拮据？
而现在上官丞相仅‘开源’不‘节流’，就好比向一个满是窟窿的水桶里注水，又怎能注满呢？
其二，政策本身也有致命缺点——拿 ‘青苗法‘之实行为例。青苗法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
但实行起来却与理想相去悬绝。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却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互相担保后，再逐家摊派数目，称为‘散青苗’，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为了应付朝廷下达的任务，另一方面是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
而在具体散派过程中，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盖因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而人家中上之家还用得着借钱下苗、度春荒吗？
需要钱的得不到，不需要的却推不掉，这还谈什么惠民呢？
有人要说，这等好事儿为什么还要往外推呢？你以为不要还啊？
‘青苗法’中可规定，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就是说官府强借给人家一笔根本用不着的钱财或粮食，到秋里却要人家多还两成，这跟抢钱有什么区别？不比开征苛捐杂税文明到哪去。
至于其三，是因为陛下横空出世，使齐国国力遭到重创，形势雪上加霜，前两年攒下点家底，迅速消耗一空，变法自然无以为继……这有拍马屁之嫌，不说也罢。
所以权威说法便是前两条，没有第三条。
这篇文章一出，世人对王安石的评价陡升，许多高官显贵也许之为‘国器’，纷纷感叹道：‘假使上官丞相有临川先生的见识，天下属谁还未可知呢。’
但与王安石同时代的司马光认为，以上官丞相的见识，不可能只知道‘开源’，不知道‘节流’，之所以知而不为，是因为仅仅‘开源’都有那么大阻力了，若是再‘节流’、断人财路的话，恐怕会立时被愤怒的了达官贵族、文官武将给吃了！一天都变不下去……
司马光还认为，上官丞相很清楚其中的厉害，但他更清楚齐国国库已经空虚到何种程度，若是再不增加收入，不等秦国来打，自己就能崩溃。但他仍然义无反顾的做了，目的不是沉疴尽去，只是为了给这个濒临崩溃的国度续命罢了……
司马光深入上官丞相的灵魂深处，认为他老人家这样做的原因，是有其深谋远虑的……二百年的对峙下来，三个国家都已经外强中干、百病缠身了。
他应该认为秦国的情况，比齐国要更糟……江湖上比一定总是比谁更强，有时候也是比谁更惨的……如果振作精神、激发出全部的潜能，趁他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