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锡的引起旧党反弹，简直正合宪宗心意，又岂会一怒贬窜？或者说，如果只是因为顶不住旧党的压力，那，他从一开始又凭什么可以把这些人全部召回来？
要知道，从有唐一代的历史上来看，宪宗并非无能之辈，自安史之乱后就告沦丧地方的藩镇之权，正是在他手中有了实质性的回收，中学课本都有选的《雪夜平蔡州》，乃是天宝之后唐皇帝少有的得意之作，新唐书赞曰“自吴元济诛，强藩悍将皆欲悔过而效顺。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许其以“刚明果断”四字，比诸前面德宗的“以强明自任”，比诸后面穆宗敬宗的“昏童失德”，那评价真不是高出一点两点。
所以，刘禹锡的这一次被贬，有着更深的背景，要从更大的地方去看去分析。
上面说了，唐顺宗革新失败，被人假诏逊位，换了宪宗上来，虽然说，请老爹去当太上皇是唐朝的明规则，但终究不是什么好名声，何况是唐宪宗这种“刚明果断”，恨不得功追贞观，勋比天宝的人物？而同时，要让这样的人放弃既有思路，把经已召入京中的永贞群臣再度赐罪，远放八荒，那又得有什么样的动力？
……翻开随便一本基础哲学，我们都会看到说“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在皇帝的立场，你们之前的错误不是搞改革，而是站错队，那现在我给你们一个机会，回来重新站队，继续支持我搞改革，大家还是好同志，但……这儿有个前提，你们如果还认识不到错误的本质是站队而非改革的话，那对不起，您那儿来回那儿去吧，腊月二八打个兔子，缺您还搞不了改革不成？
所以，严格说来，刘禹锡的这一次流放，和他的桃花诗并没有什么关系，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以及他们并没有完成自己心理定位的转变，没有回答好最上位者始终不曾问出口的那个问题：你们，到底是忠于改革事业本身，还是忠于搞改革的那个人？
……这个问题，我们也许可以用另外两段资料来回答。
“宪宗初，征柳宗元、刘禹锡，至京。俄而以柳为柳州刺史，刘为播州刺史。柳以刘须侍亲，播州最为恶处，请以柳州换。上不许，宰相曰‘禹锡有老亲’，上曰：‘但要与恶郡！岂系母在！’”
而在稍后，刘禹锡游蜀中，吊昭烈旧迹，居然留下了这样诡异的句子：“得相能开国，生子不象贤。”
……上面的文字中，“征”、“俄而”皆用的极可玩味，至于“得相、生子”之句，更让难以相信这只是在纯粹的讲古。
事实上，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说，刘禹锡的被流放，责任甚至并不在他个人（当然，作为这个集团时存的头号人物，影响力最大者，他无疑该负最大的一份责任），历史的真实，应该是这样的：
为了制衡武元衡一党，也为了希望借用永贞一党的能力与执著，宪宗推动系列人事案，将二王八司马中残余的精英召还，更明白无误的放出“意图重用”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