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宁光是看到安东教授在信中同他分享“帝国眼科医学前沿进展资讯”就有好几回。
这说明治疗起色似乎不佳，至少在他人看来，这位老管风琴师的行动生活上仍旧是处于目盲的状态。
而且这些鼓励和分享，从未得到过维埃恩的正面回应，明明他在回信中对于其他问候或正事都一一作出了反馈。
维埃恩有着较为纯粹的艺术家特质，不擅社交和权力斗争，但这不代表他性格怪癖，他有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们，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他时常向身边朋友们倾泻自己心中的苦闷，纾解着自己的抑郁症。
可自从南大陆治疗回来后，眼睛的问题似乎变成了一个对他而言讳莫如深的话题。
若要强行解释成因为他之后的遭遇更加不幸，抑郁症更加严重，所以在这一方面变得更古怪，也是说得过去的，可范宁还敏锐地嗅到了几处蹊跷之处。
他的先天白内障是在年轻时做过手术的，并不是世界彻底漆黑一片的盲人，后面再度恶化的原因是因为新历871年的所谓青光眼症状。
这个症状出现的时间节点，与他开始在特纳美术馆原址府邸定居的时间，有些令人浮想联翩的巧合！
在维埃恩生命的最后四年，除了安东教授之外，范宁还注意到了一位姓氏为哈密尔顿的女士与他来往密切，从各类资料中的信息来看，这是他聘请的治疗抑郁症的心理医生。
范宁试着打听了一下这位哈密尔顿女士的详细信息，结果异常顺利，因为她不仅仍在世，而且有一定的社会名气——她出生于新历856年，那时不到30岁，现在则已经57岁，公众身份是乌夫兰塞尔著名的病理学家、心理学家、传染病学家。
通过调查她公开履历的时间线，范宁注意到，在老管风琴师去世后，那栋特纳美术馆原址上的宅邸，不久后变成了一家“城市精神病人委员会医院”，初任院长正是哈密尔顿女士。
这里有两点说明是必要的，首先范宁从细节中推测，虽然在这位老管风琴师的人生最后阶段，哈密尔顿女士给予了他很多医疗照护，但剧情并不是“狗血”的“府邸遗产赠予”——她仅仅起到了同官方牵线搭桥的作用，当局将府邸改建成医院后，以“离世后的维埃恩”署名，向小教堂预支了一笔款项，作为他心爱的管风琴的后期修缮基金。
再者，这家“城市精神病人委员会医院”也不能完全按字面意义上理解成“精神病院”。
它其实是从帝国济贫院医疗体系独立出来后的产物——随着提欧莱恩工业化进程中深层次矛盾的暴露，济贫院贫民恶劣的生存状况和卫生水平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诟病，议会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出台了《城市贫困法》，对那时已经臭名昭著的《济贫法修正案》（834年版，又称《新济贫法》）进行了改革。
其中一项议程就是成立“城市精神病人委员会”，把济贫院内部医院独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