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是两个人生阶段呢！
过了几个月，到了秋天。人们发现日本人运来的润滑油中有不少是豆油，就偷着弄了来炸窝头吃。这晚上我们窝棚里有人也弄来一瓶，派了一个人放哨，大家挤在窝棚里炸窝头，我管烧火。正说笑得热闹，放哨的在外边吹了声口哨，通知有日本人来了。人们站起来就跑，有的临跑还急忙抓一把炸好的窝头片往嘴里塞。我压上火站起来时，人已经跑光了。等我从窝棚门钻出去，这个小日本人手里提个包袱正站在不远处对着窝棚观望。他冲我招招手说：“来！”
我仍然有点紧张，但已不是害怕，而是有点羞愧了。可是他并不问油的事，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朋友，我向你告别。”
“你要上哪儿去？”
“我应召了！”他挺了挺胸说，“明天就入营，也许我们不能再见面了，这些东西我用不着了。送给你吧。”
他把包袱交给了我。我连谢字也没有说，因为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在心里搅动。不是惜别，也不是为他前途担忧，那时我还小，不大体会到这种感情。只是觉得可怜他，由可怜他也想到自己的悲苦。或者反过来，由于自己的悲苦，也可怜他的处境。这种心情当晚使我许久不能合眼。第二天，听到工厂门口军乐声，喊“万岁”声，知道日本人在送他们入营，同伴们幸灾乐祸地说：“好，又一批王八蛋挨枪子儿去了！”我不仅没有象惯常那样附和着咒骂，心里还搅动着说不出的酸楚。
他送我的包袱里是几件旧衣服，一双新水袜子，还有一支电筒——不是那一支，是新买的一支。所有的东西上都写着或刻着他的名字：“城山信一郎”。除去水袜子我勉强能穿，别的我用不上的东西，后来分赠给别人有的卖了，剩下一个电筒，我原是想精心保存的。但因生来粗疏，又年幼，生活变动频繁，终于不知什么时候连电筒也不见了，唯一没有丢失的就是他的名字：“城山信一郎”。
一九四七年夏天，我在解放军里当通讯员，战斗在沂蒙山区。有一天，我们休息，我和一个战友去四五里外的镇上赶集，路过一个山坳时，看到村头停了四五辆十**卡车，上边用树枝伪装着。那时十轮卡车是稀罕物，何况是我们自己的，门上涂了红五星的。我们两个一辆一辆的看了摸，摸了看的，流连好久。卡车底下多半都睡着司机和助手。也有几个人坐在树下打扑克，补衣服。他们也穿军装，可军风纪很不讲究，敞着怀的，歪戴帽的，什么洋相都有。只有一个人，领扣扣的挺严，绑腿打的规矩，闷声不响精神贯注在修一只破排球。我们两个看车也看人，把这些人当稀罕看。看了一阵，我们发现修排球的人也盯着我们看了。我的伙伴说：“这兴许是个首长，咱快走吧，别等着挨撸！”我俩急忙逃开了。
中午赶集回来，汽车仍在那儿停着。除去一个站岗的，别的人都不在。我俩又放心大胆的看汽车。一会工夫，不知从那辆车上跳出一个人来，年纪和我相仿，可是大模大样的嘴上叼根烟卷，问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