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还是日本的了，不能把它忘记。”
说完，他沉默下来，目光有点黯然。
为了打破沉寂，说起我去年到日本时的观感，讲那里的工作效率，管理方法，新型建筑，物质文明。他听着，偶尔也附和着说一两句：“是啊，变了，全变了！”但兴致始终没有重打起来。我说：“你也变了。战争年代我见到你，你是很开朗，很活跃的，怎么现在这么郁闷？”
他笑笑说：“老了，我六十多了。”
我说：“我也五十多了，可心情还很年轻，常常忘记自己是年过半辈的人。以致孩子们总说我不象个爸爸！”
“你不是在自己的国家里吗？”他脱口而出说，“我总是作客人！从小时送给伯父起就作客人，整整一生。有时候是不受欢迎的客人，有时候是受到亲切关怀的客人。可总是客人。”
说完，他又沉闷起来。
我在咀嚼他这几句话的含意，没有再向他提问。身在异国，总有一种作客的心理，这不难理解。但他为什么不回去呢？当真是由于女人的原故？
“我不久前回去了一次！”他仿佛听到我心中无声的提问。“发现我在日本，也还是客人，也许比在中国作客人更糟。我在这儿到底是熟客呀！而且主客之间相处的还融洽。在海那边，我却是生客。唔，实在是比客人的地位更糟。”
我不再提问。我发现这个人越问他越不肯开口，让他沉默他反会自己耐不住讲起来。
果然，不一会他又慢吞吞地说起来。
中日建交之后，他联系上了自己的母亲，得知他的两个弟弟都在战争中死去，只剩下母亲一个人。他想回去奉养她，可是他有了老婆，并且抱了一个孩子。带两个外籍亲属回去费点事，他老婆也不大放心。女人再粗，也有她精细的天性，她建议先办理探亲，回去看个究竟。
今年春天，他和妻子两人回去了。母子相见，抱头痛哭。没见过面的儿媳按日本风俗郑重地行了初见礼，邻居们、亲戚们轮流的来探看，请宴，热情是够热情的了。可他总觉得这热情后边还有点什么冷冷的东西。人们总是找个题目跟他打听旧事：大正年间这村着过一次火，是从你家烧起的吧？噢，不是，是昭和三年呀。不是从你们家，那是谁家？对了，是谷川家，谷川是你们东邻吧！怎么，是西邻？瞧你这记性，真好。我记得你那时还小得很，常在你家南边那地里捡稻穗！怎么，你家南边没有地……人们查来问去，仍不放心。写信把他在北海道的伯母找来了。伯母见面之后，一下就肯定他确是城山信一郎，同时提出他早已过继在她的名下，应当去继承她的宗祧。因为伯母的儿子也在战争中失去了，需要有人照顾晚年。于是两个老妯娌吵得不可开交。一个说你当年养不起时给了我，现在要人扶持了又想要回去，这不合法；一个说你早已把他撵出去了，从小一个人流浪到中国，怎么现在还有脸来认亲？城山表示两位老人可以同住，都是自己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