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包酒食，随着攀登的高度而加重分量，我的兴致则随着包裹分量加重而逐步降低。
我终于爬到了二十一层。
康孝纯坐在正对楼梯的一间屋里，屋子正中，反扣着一个装灰浆的半截铁桶，大桶四面放了四块半头砖。他自己坐在靠左侧的一块上，其余的几块空着。看我上了楼梯，他站起来朝我招招手，我走进了屋子，他指指扣着的大桶说：“东西放在这儿。”
我把包放下了。
“咱们现在就谈吧。”他正正经经地说：“你要录音吗？”
我说：“我、我以为你也许开玩笑，没有带。”
“我给你预备了。”他回身从他坐的地方提起个绿书包，拿出个旧式的，人们叫“砖头式”的黑色录音机。推推我的背包，也放在大桶上。然后又朝我招招手，走到并排的三个窗口前边。
“你先看看这个环境。”
站到窗前，才知道我离开地面有多高了，道路像一条镶了绿边的浅灰色带子，垂直挂下来，到楼跟前又分作两条，向左右延伸出去。汽车像硬壳甲虫，无声地滚动着。
康孝纯伸出一个手指，指着我说：“你闭上眼，想象一下，假定现在不是1984年，而是1976年。早春，阴沉的天气。这座楼不是在郊区，而是在北京城里一个闹市附近。楼下有造反派、武卫队把守。空荡荡的楼上，只有四个‘罪行重大’的专政对象。”
“四个？在这干什么？”
“擦玻璃！”
康孝纯进一步的说明道。
1976年清明节前个把星期，有幢五十年代盖的大楼（当时在北京是最高的楼之一）为了承担重要的外事任务，翻修一新。修完了，负责翻修工程的某建筑公司就拆了架子，报请交工。甲方来验收时，发现工程虽然完了，却没有擦窗户，从一层到楼顶，每个窗户都污秽不堪。有的挂满了白灰水泥，有的被涂抹上了文字的图画，一般的画画也罢了，偏在最最革命的口号旁边画了几幅人类最古老的**图画，甲方是很有权力的部门，命令乙方三天之内必须把玻璃擦干净。不然耽误了使用，要追究他们的政治责任。乙方当然不敢违令。可是脚手架全拆了，三天连架子也搭不起来。尽管又开“誓师大会”，又用“大批判开路”，念了许多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可还是没人肯上去玩命。逼急了，人们就说：“只有让造反起家的***负责人带头上二十层楼的窗户外边去擦玻璃，大家才肯紧跟。”这负责人和队长们研究了几次，觉得自己带头上固然可以，可这带有片面性，不符合毛**关于领导干部要学会“弹钢琴”的教导，还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好，就把悬在高空擦玻璃的光荣任务交给阶级敌人去干，说明这是对他们的关怀与信任，给他们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这个工地共关着四个阶级敌人，一个“走资派”，姓张；一个“右派分子”，姓王；一个“特务分子”，姓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