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不可待地问：“是喜多村秀美吗？”
“对！”
“能马上见她吗？”
“马上可不行。她后天才有时间。到时候我们派车来接你吧！”
我答应了。可是这一天我心乱得什么也没干下去，急于想知道她近两年的情况。
从恢复工作以来，为了把我这半残的身体弄硬朗点，我坚持步行上班，起得相当早。早晨路静人稀，常会看到大白天不易见到的稀罕事。外事部门打电话来的第二天，是个有雾的清晨。我上班时经过天安门前，走过金水桥旁，听见有个女人的哭声。无意间向哭声起处望了一眼，发现坐在地上的竟是个穿墨绿色连衣裙，头发蓬乱的日本女人。是不是走错路找不到宾馆了？是不是钱包叫人偷走了？虽说忌讳仍然很多，心有余悸，但总还有一点中国公民的责任心，不能昧着良心假装不懂日本话。我就走过去问了一声：“您有什么要我帮忙的事吗？”
女人抬起头，擦擦泪看了我一眼，随即叫了声：“兄长！”接着就拉着我的手大哭起来。竟然是喜多村秀美！真想不到，也真没办法，似乎她每次和我见面总要把我放到个尴尬境地上！上一次是那个样，这一次更蹊跷，天刚亮，在天安门广场，一个外国女人拉着你的手哭……我简直手足无措了，有点着急地问：“你怎么啦？说你明天才有时间见我，怎么今天倒有空在这里哭，你疯了？”
“幻灭了。哭我自己，可怜我自己！”
“说明白一点不行吗？”
“还用说吗？”她指指东西长安街说：“红海洋没有了！语录牌没有了！揪斗牛鬼蛇神的红卫兵队伍没有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在北京，可是北京不革命了……”
如果是中国人说这些话，我可能一句把就她顶回去，更可能一个耳光打得她头脑清醒些（我没真打过人，可是在想象中打过人，而且把人打倒了。这种想象直到近年才消失。它是从我挨章组长的第一个耳光时开始产生的）。
我说：“原来我以为你是个有志于革命的青年，是善于思索的人。没想到竟这么轻信。相信一件事十分轻易，否定一件事也十分简单。”这一句带责备的话，倒起了止哭的效果。她猛地站起来问我：“这是你说的吗？我是称呼你兄长的！”
“我就是以兄长的身份来指责你的！”见她没有说话，我又问：“你在中国能呆多久？”
“‘友好之船’要走沿海三四个城市，总共二十天。”
“你在这二十天里把你的眼睛转到普通中国老百姓身上去：工人，农民，老干部，知识分子，看看他们脸上的表情和你上次来时有什么变化！如果你愿意，也可以问问他们对现在党中央的政策是什么态度！你可以从我开始。你上次来时，为了嘱咐你自己分辨章组长的话，我得冒险说日语，现在我可以站在天安门前充分阐述我的观点！你不觉得有什么变化吗？我身边还有监视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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