乎无限的新购买力，另一方面，不可再生的城市土地供给有限，这对矛盾常常会导致经济泡沫与破裂的周期循环，是金融和房地产不稳定的核心矛盾。我国房价急速上涨，按揭总量越来越大，居民债务负担大幅上升，居民债务占gdp比重过半，住房贷款占居民债务比重过半。城镇居民的主要负债是房贷，主要财产是房子，中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房子，美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金融资产，总体来看，我国国民的债务负担不低，且仍在快速上升，最主要的原因是房价上涨，居民债务的攀升已经影响到了消费。房价上涨也拉大了同城之内的不平等，房价高的城市房屋空置率往往也高，一边很多人买不起房，一边很多房子空置。房价上涨不仅会增加按揭债务负担，还会拉大贫富差距，进而刺激低收入人群举债消费，这一现象被称为“消费下渗”，依靠举债的消费无法持续，钱都被花掉了，没有形成未来更高的收入，债务负担只会越来越重，居民债务居高不下，就很难抵御经济衰退，尤其是房产价格下跌所引发的经济衰退。像美国那样由房价下跌引发大量按揭违约，并触发衍生品连锁雪崩，再通过金融市场扩散至全球的危机，在我国不大可能会出现。要化解居民债务风险，除了遏制房价上涨势头以外，根本的解决之道还在于提高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鼓励他们到能提供更多机会和更高收入的地方去工作。
过去40年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扩大，主要表现为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这都与人口流动受限有关，若人口不能自由流动，被限制在农村或经济落后地区，那么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拉大，地区与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也会拉大。目前我国人口流动仍然受限，以地方政府投资为主推动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模式是重要因素之一。重土地轻人，民生支出不足，相关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不利于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真正安家落户，不利于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市中谋求更好的发展。要想平衡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关键是要平衡人均差距而不是规模差距，理想的状况是达到地区间人均意义上的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均衡，关键是让劳动力自由流动，人的收入不仅受限于效率和技能，也受限于所处环境，而正是那些看上去低技能的服务业工作，支撑着大城市的繁华，也支撑着所谓“高端人才”的生活质量，如果一个城市只想要高技能人才，结果多半会事与愿违：服务价格会越来越高，收入会被生活成本侵蚀，各种不便利也会让生活质量下降，“高端人才”最终也可能不得不离开。城市规模扩大和人口密度上升，不仅能提高本地分工程度和生产率，也能促进城市与城市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分工，各地区发展符合自身优势的经济模式，互通有无，整体效率和收入都会提高。假如用地指标可以跟着人口流动，人口流出地的用地指标减少，人口流入地的指标增多，就可能缓解土地供需矛盾，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而要让建设用地指标流动起来，首先是让农村集体用地参与流转。城市化的核心不应该是土地，应该是人，要实现地区间人均收入均衡，缩小贫富差距，关键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