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及时的反馈。“市场+官场”的竞争体质可以帮助理解我国经济的整体增长，但这种体制的运行效果，各地差异很大，官员或政府间的竞争，毕竟不是市场竞争，核心差别有三：第一，缺乏真正的淘汰机制；第二，绝大多数市场竞争是“正和博弈”，可合作共赢，官员升迁是“零和博弈”，会产生地方保护主义，甚至出现“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现象；第三，市场和公司之间的竞争一般是长期竞争，延续性很强，但地方官员任期有限，很可能只顾短期成效。这三大差别增加了地区间竞争所产生的代价，也可能滋生腐败，此外，政府不是企业，不能以经济效益为单一目标，还要承担多重民生和社会服务职能。
社会发展是个整体，不仅包括企业和市场的发展，也包括政府的发展，相辅相成。瓦格纳法则，国家越富裕，政府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往往也越大。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一进一退的问题，而是政府能否为市场运行打造出一个基本框架和空间的问题，这需要投入很多资源，一步一步建设。无论是政府服务的质量，还是政府收入的数量，都在不断发展和变化。市场经济的形式和表现，要受到政府资源和能力的制约，而政府的作用和角色，也需要不断变化，以适应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追求。在经济发展早期，市场不完善甚至缺失，政府能力于是成了市场能力的补充或替代。对落后国家而言，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找到其他可行的动员和调配资源的方式，推动经济增长，在增长过程中获得更多资源和时间去建设和完善市场经济。经济发展，需要不断动员土地、劳动、资本等资源并将其投入生产，满足社会需要，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市场机制已经相对成熟，法治的基础设施也已经建立，民间的各种市场主体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源，市场经济的观念也已经深入人心，此时若仍将资源继续向政府和国企集中，效率就会大打折扣，投资、融资、生产都需要更加分散化的决策，市场化改革要想更进一步，“生产型政府”就需要逐步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要调整经济结构失衡，关键是将更多资源从政府和国企转到居民手中，在降低政府投资支出的同时加大其民生支出。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要在城市中建立缓冲机制，加大教育、医疗、住房等支出，让人在城市中安居乐业，加大民生支出，也是顺应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扩大民生支出的瓶颈是地方政府的收入，以往依托税收之外的“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模式已经无法再持续下去，要想扩大民生支出，可能需要改革税制，将税入向地方倾斜。
经济发展的核心是提高生产率，对处于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来说，提高生产率的关键是不断探索和创新，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学习已知的技术和管理模式，将更多资源尽快组织和投入到学习过程中，以提高学习效率，不过后进国家虽然有模仿和学习先进国家技术的“后发优势”，但其“组织学习模式”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当技术和生产率提高到一定水平之后，旧有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