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的开创者。据说他从前只是个盐场的灶丁，后来跟着明阳先生学道，终于尽得真传。
这个何心隐认识王艮后，听了他的几次讲学，为王艮先生的‘百姓日常即是道’的思想深深打动，最后决定放弃会试，回到家乡创办了聚和堂，以实践来印证和探索着王艮先生所传授他的所谓‘百姓日常即是道’的观点。
他所创办的这个聚和堂，将全族数百户合至一处，对他们进行统一的调派、教化。他在聚和堂里，设立了专门的学堂，凡堂内六岁以上童子，不论贫富，都必须要到学堂上学。
而对这些学堂里的孩子，他不仅免学费，还给孩子们提供免费的食宿，让大人们完全不用担心。
此外，他还将自家的千亩良田拿出来均分给众人，由他们自行耕种。至于上交给朝廷的税赋，全村也都是由他统一代收、代交。
实际上，聚和堂便如一个大家庭，而何心隐就如同这个大家庭里的家长。在这个大家庭里，一切的事情都由何心隐来安排处置。在这个大家庭里，人与人之间，只有男女、老幼、分工的不同，却没有尊卑贵贱之别。”
说到这里，梁如继露出一副向往的神色。
而俞仁更是震撼，他还真没想到，在四百多年前的中国，就已经在身体力行的实践着共产主义了。以前在学校里，老师不都是教我们，共产主义是从欧洲传入中国，也是最早在欧洲产生的吗？为什么在远比欧洲产生共产主义早两百多年的时候，中国就有人开始在实践着这一套理论了呢？
虽然从名字上看，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从他们实际的追求目标和操作手法上，却又都是如此的相似。这倒底是欧洲人向我们学去了共产主义，还是我们向欧洲人学来了共产主义？俞仁困惑了。
不过，现在这已经不是他要关心的重点了。
“后来呢？”俞仁问，他对这个何心隐创立的这个聚和堂实在是太有兴趣了。
“这个聚和堂存在了十二年。后来有一次朝廷要加收皇木银两，何先生反对，还写了封信讥刺当时的永丰知县。于是，那位知县便派人将何先生给抓了起来。起先，他们给他定的罪是绞刑，后来在何先生朋友们的极力斡旋下，才将绞刑改成了流刑，将何先生发配到贵州充军。
何先生被发配到贵州后不久，便在朋友的帮助下又逃了出来。从此，他便弃用了他原来的名字：梁汝元，而改名何心隐。从此开始了他周游天下，讲学天下的日子。直到他终于在祁门又被湖广巡抚王之垣给抓了起来，然后很快便于狱中被悄悄打死了。”
梁如继说到这儿，神色黯然。
俞仁没有说话，他也很为这位何心隐的结局而惋惜。但是，他更关心那个聚和堂的命运。
“后来呢？后来那个聚和堂怎么样了？”
梁如继叹了口气，“自然是散掉了，何先生被官府抓走以后，聚和堂便失去